十五、 沒有安穩日子
蘇軾在回京的路上自然又有不少美女酒肉笙歌招待，特別是受到他強烈推薦的王鞏，更是和他狂吹不已。
一天，酒足飯飽後，蘇軾附在王鞏耳邊說：我在杭州時，皇上派一個中使來看望我，偷偷把我拉到一邊說悄悄話，你想不想聽？
王鞏一聽，說，操!我當然想聽了。
蘇軾便不再賣關子，直接進入主題，說中使離京辭別皇上時，皇上對中使吩咐：快去，見了娘娘再來我這裏，有事找你。
中使就去見了高太後，然後再去見皇上，皇上把中使“引至一櫃子旁”，拿出一樣東西給中使，密語道：“賜與蘇軾，不得令人知。”原來是一斤上好的茶葉，“封題皆禦筆”，非常精貴。
王鞏聽了，豔羨不已。
隻是等蘇軾被哲宗皇帝貶到海南差點搞死的時候，不知王鞏還信不信他的這通鬼話。
路過鎮江時，照樣要風花雪月吃喝一場，其間有歌妓在唱黃庭堅的詞，中有“一杯春草解留連佳客”句。蘇軾聽罷，放下酒杯歎道：你們待客無方，“卻留我吃草”。
此言一出，“諸妓立東坡後，憑胡床者大笑絕倒”，把胡床也給壓折了。蘇軾一屁股跌坐在地上，“賓客一笑而散”。
有一個姓袁的歌妓，歌唱得特好聽，得以陪著蘇軾出遊金山寺。時值中秋，“天宇四垂，一碧無際，江流傾湧，月色如晝”。蘇軾攜小袁玉手，登上妙高台，故意問小袁：會唱我的《水調歌頭·中秋》嗎？
小袁喜盈盈地道：蘇大人的名篇，誰個不會唱啊。說著便輕舒歌喉，慢放玉音，“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地唱了起來。
蘇軾聽著爽到了極點，不顧自己年老體衰，當眾聞歌起舞，短袖揮動，如烏雲卷動；花發飄飛，似亂草搖擺。邊跳邊喘著粗氣對小袁說：“此便是神仙矣。吾輩文章人物，誠千載一時，後世安所得乎？”
他時時說想要歸隱，又時時都不願歸隱，原來是舍不得這種神仙生活！
蘇軾五月底到達京城，以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此時弟弟蘇轍已為尚書右丞。兩人都身居高位，說話膽子更壯。“二蘇狂率”這一評語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盡管蘇軾滿懷豪情地宣布：“而今縱老霜根在，得見劉郎又獨來。”我胡漢三又回來了。但是，他卻一點也爽不起來，反對他的人依舊太多了。
無奈之下，他隻好再次請去，他對高太後說：我以前在京城得罪很多人。先是司馬光的門下“與臣為仇”，然後“臣又素疾程頤之奸，未常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現在“朝廷廢黜大奸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為之地”，這是很危險的事情。加上我又早已得罪了王安石的朋黨，這些“黨人尤加忿疾”，弄得我現在每天都過得不舒服，“恐別致禍患”。
在《杭州召還乞郡狀》中，蘇軾對高太後“盡露本心”，全講實話，隻希望太後可憐他，讓他外出避禍。
在文中，他舊事重提，把自己在仁宗朝、英宗朝和神宗朝的故事再扯一遍，表明自己早就受到朝廷的賞識，隻是出於種種原因沒有受重用。
對此，蘇軾並沒有從自身能力上找原因，而是非常委屈地說，“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這話說得真自信！豈知王安石用人，要的是能力，而不是文采。當年就算他投靠了王安石，左不過也就是一個修改法令的文吏，其地位與作用絕不可能超過呂惠卿和曾布。
接著，他再一次介紹自己和王安石變法派英勇鬥爭的故事，回憶起自己在烏台詩案中的悲慘遭遇，說自己被折騰得早就想死了，但想著神宗皇帝喜歡自己，所以堅持著沒死掉。
往下來，就可以感謝高太後了。自從高太後垂簾聽政，我是一路高升，同時也受到了各方明槍暗箭的攻擊，“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腑”，我早就被搞得死翹翹了。
現在太後再次提拔重用我，又任命弟弟蘇轍為尚書右丞，我深知這些任命“皆非大臣本意”，而隻是出於高太後對我弟弟的信任。對此，我心裏非常高興，但“竊計黨人必大猜忌”，肯定集中力量猛踩我弟弟，“磨厲以須，勢必如此”。所以我才“聞命悸恐，以福為災”。事實果然如我所猜測的那樣，現在弟弟受到了台諫的攻擊，沒有辦法，搬出了辦公室待罪，幸好太後您好心腸，“照見情狀，方獲保全”。
“臣之剛褊，眾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轍”，我肯定比弟弟遭致更多的攻擊。雖然我一身正氣，光明磊落，“危言危行，獨立不回”，“自知無罪可言”，卻難防“黨人之報怨嫌，必為巧發而陰中”，屎盆子一扣一個準。“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做黨人陰中之禍”？因此，我“反覆計慮，莫若求去”。此舉“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恥複與群小計較短長曲直，為世間高人長者所笑”。
蘇軾在乎的，是“為世間高人長者所笑”，換句話說，是隻在乎自己的性命和名聲，至於是不是於國於民有利，他老兄是管不著的。
朝廷黨爭激烈，高太後不敢，也不願坐看著哪一黨獨大，調蘇軾回京，也就是為了讓他回來攪和攪和，並不是真的相信蘇軾能有多大的治國才能。此時的高太後，對蘇軾的依賴性遠不如對蘇轍。老女人現在也明白文才好沒有多大用了。
正因如此，當蘇軾提出“伏望聖慈察臣至誠”，讓他仍到外地工作的要求後，高太後已不像以前那樣堅決留住蘇軾了。
並不是他不想在京城呆，而是京城呆不下去了。在他還在返京的路上就已遭到了多方攻擊，進京以後，攻擊更盛。
左司諫楊康國奏請罷去對蘇軾蘇轍的任命。不然的話，其“兄弟專國，盡納蜀人，分據要津，複聚群小，殘害忠良”，做盡壞事，就會造成“豺狼當路，奸惡在朝”的危險政治局麵。希望朝廷能夠“開悟聖聰，屏去奸惡，使朝廷清明，聽斷無惑”，這也正是滿朝端人正士之所期望也。
楊康國認為，蘇軾兄弟為文，“率務馳騁”，“好為縱橫捭闔，無安靜理致，亦類其為人也”。“其所為美麗浮侈、豔歌小詞”皆為一時驚歎。該兄弟“由此故多得名於戚裏中貴人之家”。“其學如此，安足為陛下謀王體，斷國論，與共緝熙天下之事哉”？
王岩叟再向高太後進言，請高太後一定要認清蘇軾的本來麵目，“一邪人進，朝廷便有不安之象”，這些人往往上下蒙蔽，不知不覺間就“養成禍患耳”。
然後上場的就是賈易了，他先是抨擊蘇軾在杭州毫無成績，“今既召還，則盛引貪利小人相與創言”，“必欲兄弟專國事”，“納蜀人分據要路，複聚群小，俾害忠良，不亦懷險詖覆邦家之漸乎”？
賈易認為，“軾轍不仁，善謀奸利，交結左右，百巧多門”，文章以外，皆不足用。
賈易先從蘇轍入手：“謹按尚書右丞蘇轍，厚貌深情，險於山川，詖言殄行，甚於蛇豕”。“因與兄軾誹謗先帝，放斥於外”。後招進京城工作，則與黨人“相與出力，謀為排陷正直之計，人皆嫉之”。“然其善為詭譎，以諂交固黨，至於用巧，得為禦史中丞。於是肆其禍心，無所忌憚”。“所毀者，皆睚眥之怨；所譽者，皆朋比之私”。其所作所為，“義士扼腕，仁人切齒，為其背君父而營奸利也”。
接著攻擊蘇軾：“昔既立異以背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領，聊從竄斥。”“先帝以其文藝小才，猶且生全之。”但是他“不自省循，益加放傲”。神宗去世之時，蘇軾作詩自慶：“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書於揚州上方僧寺，自後播於四方。”蘇軾自己也覺得過分，“則又增以別詩二首，換詩板於彼，複倒其先後之句，題以元豐八年五月一日”，然後才對人說：“我托人置田，書報已成，故作此詩。”
賈易責問道：置田極小事，何至“野花啼鳥亦欣然”哉!況且當時先帝山陵未畢，“人臣泣血號慕”，他卻“以買田而欣踴如此，其義安在”？“謂此生無事，以年逢大有，亦有何說乎”？“是可謂痛心疾首而莫之堪忍者也”!
“軾之為人，趨向狹促”，以反對別人為樂事，以標新立異為榮。“趨近利，昧遠圖，效小信，傷大道”，沒有眼光，缺少心胸。“其學本於戰國縱橫之術，真傾危之士也”。“先朝行免役，則以差役為良法。及陛下複行差法，軾則以免役為便民”，反複兩端，令人不齒。
“其在杭州，務以暴橫立威，故決配稅戶顏章兄弟，皆無罪之人，今則漸蒙貸免矣”。“既而專為姑息，以邀小人之譽；兼設欺弊，以竊忠良之名”。“如累年災傷不過一二分，軾則張大其言，以甚於熙寧七八年之患”。“又嚐建言以興修水利者，皆為虛妄無實”。“而自為奏請浚治西湖”，“築為長堤於湖中，以事遊觀，於公私並無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