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寶蓀的基督信仰與踐履之路
湖湘人物
作者：柯倩婷
“鹹同中興”名臣曾國藩功業與學問顯赫，治家、教子也常為人稱道，其家族克勤克儉、愛敬如儀，不信僧道，尊奉儒家之仁義道德。然其子輩、曾孫輩卻一反家傳信仰，或佛、耶同禮，或崇拜基督，是時代使然，抑或心性所向、機緣巧合，還是承續“三教同源”理路而別有新解，頗值玩味。辛亥革命那年的聖誕節，其曾孫女曾寶蓀在杭州聖公會受洗，成為基督徒，這是曾氏家族的一個“異數”。時年十八歲的曾寶蓀作此選擇，給她日後的思想、職業與人生選擇塗上濃重的宗教色彩。她於1912年到英國留學，成為第一位獲得倫敦大學的理學學士學位的中國女性；1918年起在長沙創辦藝芳女校，蓄誌獻身教育事業，傳播基督精義，品德與操守猶然有其曾祖遺風，成為現代女勝的佼佼者。
一
在進入女校讀書之前，曾寶蓀在祖母郭筠的主持下學習。有家塾先生的耳提麵命，她研讀背誦《千字文》、《詩經》、《論語》、《左傳》等典籍，兼修國文、史地、繪畫、作文、日文等課程，她在封閉的環境裏讀書，基督教對她來說是聞所未聞的，倒是湘鄉富厚堂獨一無二的大書房，讓她可以飽覽小說方技之書，佛學與道學也有所涉獵：
麻衣柳莊等相法書，命學津梁，淵海子平等算命的書，甚至如《遵生八箋》以及講修煉的書，都一一翻閱……咒偈也學會幾個，用來辟邪祛鬼。鄉下人極迷信，從我房到書房要經過一段長廊黑巷，我夜晚走過，總要念《心經》偈語，這也許是我宗教觀念的起頭吧。
年少時讀道家和佛家的書，未必有深刻的領悟，但寶蓀富於實踐精神，坐言起行，她從小就顯示領導才能，與同輩讀書之餘，“教他們練氣打坐，並虔祀帝君，頗多神道思想”。這一段兒時生活，一生支持她辦教育的其弟曾約農津津有味地回憶道：
光緒二十八年，姊至南京，餘及威謀，奉為領袖。姊乃倡神仙修煉之法，謂龜壽千齡，其訣在息。果能龜息，則不獨祛病延年，且神仙可企。於是我輩，每於背人處，閉目凝神，從事龜息，謀以耳目皮膚為呼吸之道……吾姊既嫻八卦五行之說，吾輩複大奇之。…
為了顯示龜息的奇跡，寶蓀說服約農拿出練武的寶劍，殺一雞，埋於香蕉樹下，請龜息之神為之超度。第二日，土堆開裂，雞已失蹤，眾人相信雞已得道成仙，其實是饑餓的童仆挖起來打牙祭了。曾約農感慨道，寶蓀的巫法與日後做教師，一脈相承。
曾寶蓀在回憶錄中詳細記述了她信基督教的過程，其中兩個發生在杭州馮氏女校的故事，已為人所熟知。其一，寶蓀辦“竹頭木屑”小報批評學校，巴路義校長並未責難她，而是跟她一起下跪禱告。其二，司徒女士全家被亂民所殺，她也被刺傷致殘，但她在宗教大會上受聖靈感動，以愛化解仇恨，繼續在中國教英語。兩位老師的真誠愛心，是感化與榜樣之力。但基督教如何契合她內在的精神需要？她杭州讀書時：“有一日遊西湖、到了嶽墳，不覺感到人世的不公平；看到蘇堤、白堤，蘇小墓等，又感人生的短促，到底人生在世有何意義？古人說：‘生為堯舜，死為枯骨；生為盜蹠，死為枯骨。’那‘人’又何必做好呢？……又回顧我國國勢的衰弱，更加不知所以。”
曾寶蓀無法解答這些關於社會公正、國家民族存亡、人生價值的大問題，她回去向巴路義校長傾訴，亦未能得到滿意的解答。但巴師真誠地理解她的困惑，與她一同查經、禱告，讓她感到了切實的溫暖。曾寶蓀遊西湖，竟有如此深沉的感動，觸發“人生為何”之感慨，足見大自然與曆史人文景觀也能引發宗教體驗。
曾寶蓀是世家子，幼年時隨父母住在北京，戊戌政變後返同湖南，後又隨家人到過湖北、南京各處居住，本應見多識廣。但她家庭管教甚嚴，遊山玩水是絕無之事。後來，她到上海讀書，也如《子夜》之吳老太爺，感受到現代城市的強烈衝擊。“我們真是初出茅廬的土包子，加之我家世代儉樸，所穿的衣服都簡陋非常，到此十裏洋場，實在自慚極了”。鄉村與城市、中國與西方、國學與西學、儒釋道與基督教、改良與革命，那代人普遍感受過的文化衝突，曾寶蓀一一迎麵碰上。
細讀她回憶富厚堂風俗的章節，她是置身其外的。曾家雖然讓女子讀書，但風俗慣例是男女有別，亦需嚴守。春節後，家塾開學前一日請先生吃酒席，由男主人及男學生陪，女學生不陪先生吃飯。盛大的祭祖和祭灶由男性主持，中秋拜月是女界的事，所謂“男不拜月，女不祭灶”。清明掃墓，也是男孩們的事，女性的生活主要是在家中。家族中的男人妻妾成群，寶蓀的父親玩遍花街柳巷，娶了五房妻室。不少女性因生育而死亡。她感慨道：“在這樣的家庭裏，舊禮教之深，舊風俗之重要，要一個女子來擺脫，是很不容易的。”
曾寶蓀在上海務本女校讀書時，也接觸到革命思想。師姐張昭漢（後改名張默君）讀師範二年級，她已於1906年成為同盟會會員，小十歲的曾寶蓀與這位湖南同鄉十分投契，乃至後來到了杭州女師讀書，依然受其影響，然而，曾寶蓀選擇了與張默君、秋瑾等革命誌士不同的路。多年以後，曾寶蓀與張默君於1946年國大代表競選中較量，有學者解讀為鄉紳勢力戰勝了富於政治經驗的實力派張默君；也有學者解讀為曾寶蓀並未遠離政治。曾寶蓀的回憶錄則隻有一言解釋：“那時張默君原定不競選國大代表，競選立法委員。”不過，她亦不諱言，她能勝出，鄉紳出力至大。這裏還想說的是，秋瑾於1907年身殉革命，她的女兒王燦芝後來在藝芳女校讀書，寶蓀對她管教甚嚴，但燦芝秉承母誌，性格剛烈，誌向與寶蓀格格不入。
曾氏家風溫良，幾代人之間其樂也融融，曾寶蓀在情感與物質上均無大匱乏、大衝突，她精神上得到父親（曾廣鈞）的支持，不纏足、不定親、準許人基督教和出洋留學；學業上得到七叔父（曾季融）的幫助，到上海及杭州接受新式教育；經濟上得到三表叔（聶雲台）的資助，留學的部分費用由他支付；事業上有二弟曾約農和恩師巴路義等人忠誠追隨、無私支持，她不像“五四”時期的那一代人，無需背叛家族來確認新的身份。
二
1912年4月至1917年10月，曾寶蓀在英國求學，這是她人生的一大轉折點。當時女留學生非常少，最早一批女留學生金雅妹、許金訇、康愛德和石美玉，倒是與寶蓀有共同之處，由傳教士帶出國門，婚姻失敗或不婚，沒有子嗣，為工作與宗教事業奉獻一生。官派女留學生方麵，1905年，端方派出了中國第一批二十名留日女學生；1908年，他派出了第一批留美女生。當時，也有女學生到英國留學，但選擇理科並獲得倫敦大學學位的，曾寶蓀是第一位。
曾寶蓀抱定的誌向是“為我國謀發展謀幸福而讀書”。科學救國是當時知識界最普遍的信仰，曾寶蓀也一樣，她大學主修了生物學，輔修數學。五年遊學，曾寶蓀參與了各種宗教活動，“深深感到社會改良，非有基督教的精神不可”。她相信科學與宗教均是救國之重要途徑，兩者同等重要。正如孫尚揚所言，“在這些歸信基督教的曾氏後裔的心目中，西學與西教的結合才可以救中國，換言之，他們賦予基督教以拯救中國的功能角色”。
曾寶蓀篤信基督教，是深受巴路義老師的愛心感動。巴師為了陪伴她讀書而放棄了聖公會的教職與退休金，又隨寶蓀回國辦學，在藝芳擔任教師，直至生命終結。寶蓀與巴師的友誼很深，情同母女，然而，在踐行教義方麵，她並不完全遵循巴師的路徑。據曾約農描述，巴師“信教極篤，為新教之守舊派”。曾寶蓀則樂於接受開明的宗教思想，“我們為人行事模仿耶穌，就是基督徒了”，馮莉維女士的這句話，讓她茅塞頓開，也為她後來探索“基督教中國化”開啟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