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蕭功秦先生商榷
思史佚篇
作者：李工
辛亥革命一百年之際，導致辛亥革命的清末新政成了學界熱議的話題，許多文章試圖從清末新政及其失敗中找出足以為訓的東西，以資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今日中國繼續前行。例如上海的蕭功秦先生連發《從清末改革想到當代改革》與《專製帝國的改革為何難以成功》（見《炎黃春秋》2010年第4期、第11期。以下引文均出自此）兩文，以期從失敗的清末新政中“獲得對理解當下中國改革中類似問題的啟示”。然而這兩篇文章給出的答案卻未著問題的要害，其反複強調的推行清末新政的統治者的“權威流失”——這個蕭先生十分看重的“啟示”，實際上是作者對清末新政失敗作了並不符合曆史事實的分析後，得出的本末倒置的結論。毋寧說，這樣的“啟示”對於“理解當下中國改革中的類似問題”不會產生積極作用。至於蕭先生在獲得“啟示”中為今日中國設計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發展模式”，由於作者對清末新政為什麼失敗的誤解，對“當下中國改革中類似問題”的誤識，對“摸著石頭過河”的無視，所謂“發展模式”也就成了既背離曆史事實、又脫離當代實際問題、更有悖曆史發展邏輯的紙上談兵。
一、專製帝國的改革悖論
探討清末新政為什麼失敗，雖然有其學理上的價值，實際上卻是誰也改變不了的“無可奈何”——中外史上專製帝國的改革都難逃失敗的命運，鮮有成功的範例。像清末改革引發革命最終導致政權垮台，在世界上是不乏其例的。法國大革命前的路易十六改革，沙俄尼古拉二世時的斯托雷平改革，伊朗國王巴列維的“白色革命”改革，以及二十年前蘇聯戈爾巴喬夫與東歐幾個國家的改革，都是統治者自上而下發動的改革，都在改革中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成就，最終政權都垮台在改革引發的革命中，成為專製帝國改革多以失敗告終的例證。蕭先生從清末新政破產概括出“專製帝國的改革為何難以成功”這樣的命題，是很具典型代表意義的，但他對這個問題的解答卻並未揭示出“專製帝國改革為何難以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列舉的幾條失敗的原因，像權威流失、政權的社會整合能力喪失、改革幅度過大、改革速度過快、不能把握最佳時機、改革的上下共識等等，並非是所有改革者無法克服的困難，因此也就很難抽象為“專製帝國的改革為何難以成功”的通論。其歸咎於最高統治者能力、才幹，及政治智慧欠缺的說法，也不符合領導改革的那些政治家的本來麵目。例如缺少“高明的政治領袖”、缺少“能闊視遠想的強勢人物”、缺少“彼得大帝式的統治者”、缺少有“道德人格力量、政治智慧和國際經驗”的政治家——這樣的歸納，不過是以勝敗論英雄、對那些改革失敗的統治者的一言以蔽之。那些推動改革的統治者雖然失敗了，但就發動改革這一點也可看出其絕非等閑之輩，都是深諳國情、熟悉時勢走向的政治家。他們的失敗雖然有著各種各樣的客觀原因，但都像蕭先生所說的“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自己發動了改革又失敗在改革上，說明他們有著相同的不可逾越的個人障礙。唯其這一“障礙”才是他們失敗的根本原因，是“專製帝國的改革為何難以成功”的共同答案。至於社會缺少多元化、統治者與全社會未能達成改革共識這樣的“原因”，其實是改革的目的，怎麼會成為改革失敗的原因呢？
事實上，所有改革運動都是曆史演變的結果，都是社會需要改革又產生了改革家的時期。凡能領導國家與社會進行重大改革的統治者都不是庸才，即便是被後人頗多詬病的慈禧太後，雖然頑固守舊，但在晚清遭遇一係列的奇恥大辱後，她畢竟認識到不改革便不能擺脫貧弱無力、落後挨打的局麵，甚至不改革，滿清江山都難保住。一個明白無誤的事實是，被蕭先生稱頌不已的清末新政基本上是在慈禧太後的領導下實施的，也就是說“新政明確的現代化導向，……各項現代化政策……長達十一年的……中國實質性的深刻變化”，是在慈禧太後主政下出現的。實事求是地說，中國近代民族資本工業是在清末新政時期發展起來的，有史可查的是，這個期間民族工業以年平均百分之十五的增長率發展，這在當時堪稱奇跡了。讓人匪夷所思的是，蕭先生在讚揚清末新政以後，又莫名其妙地批評新政大權掌握在載灃這個“判斷能力差，意誌薄弱，外交知識貧乏，智力平庸”的“平庸之輩”手中，以致於造成清末改革的悲劇命運。這樣的批評，不僅與曆史事實不符——載灃不過是慈禧手下一個聽命的工具，談不上執掌新政大權，也是崇尚英雄史觀的蕭先生不能自圓其說的。其實蕭先生在談清末新政失敗——“專製帝國的改革為何難以成功”時，所看重的統治者的能力、才幹和政治智慧的英雄史觀，可以套用在所有曆史事件上，成為這些曆史事件成功與失敗的“原因”。在“人治”的專製帝國裏，握有至高無上權力的統治者不僅可以決定人的命運，甚至可以決定國家、決定曆史的命運。這是大家都明白的常識，常識說多了，就成了“正確的廢話”。
當我們沿著這個思路對清末新政深究下去的時候，就不難發現，清末新政中的統治者們不願放棄“祖宗之法”，不願放棄既得利益，不願放棄享用的特權，不願放棄手中的權力，不願放棄受到蔭庇的舊體製。唯其這些“不願放棄”，才使清末改革不能從正義出發、從公正做起，才使清末新政一波三折，最終裹步不前；才使改革變成了有名無實的裝點門麵，才出現了人們批評的“虛假改革”、“換湯不換藥的內閣”，才使清末新政的深化改革錯過了最佳時機。清末改革的擱淺——即後人所說的政治改革不作為，致使腐敗愈演愈烈，先前的潛規則成了“明碼標價”；過去的地下交易，成了公開的生意，幾乎所有的王公大臣、所有的官員都在以權謀私，都在做權錢交易的買賣，都在不擇手段地斂財。於是清末新政在創造了經濟成就的同時，也造成了民情義憤、天怒人怨，國人從擁護新政，變成了對新政的強烈不滿，最終對統治者絕望，革命終於不可避免。前述幾個失敗的專製帝國改革，像清末改革一樣，都經曆了“人民擁護改革——人民反對改革——人民推翻領導改革的政權”這樣一個悲壯的過程。於是，蕭先生提出的“專製帝國的改革為何難以成功”便明晰起來：專製帝國裏推動改革的統治者看不到社會是一個由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麵組成的不可分離的整體，任何一部分的變化都是以其他部分的相應變化為條件的，否則社會必定失衡。統治者隻看到經濟改革帶來了市場繁榮，增加了社會財富，增加了財政收入，卻看不到這種經濟變化必須有政治的相應變化（改革）為保障，才能使社會處於正常平衡的發展狀態。沒有政治的相應變化，“經濟發展”必定造就權錢交易的廣闊空間，社會因此必定出現不穩定。所以改革最忌“孤軍深入”，在經濟改革的同時必須推動政治改革。由於改革的本質內容與要害問題是利益與權力的重新分配，所有改革最終都會改到改革者自己頭上——這便是許多學者所說的決定改革生死存亡的“坎”。這道“坎”意味著改革成功與失敗的關鍵在於能否從正義出發、從公正做起重新劃分利益與權力，即領導改革的統治者能否放棄既得利益與權力。但是這些統治者無一例外地都在這道“坎”前停步了，都“不願放棄”，他們無法改革自己，就像人無法將自己提起來一樣。他們無力邁過這道“坎”，失敗是他們的宿命。所以說，專製帝國的改革都失敗在改革者自己手裏，學界經常提到的“改革的悖論”，其要義就在這裏。
雖然有極少數統治者——例如菲律賓的馬科斯、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等自上而下發動的改革當時沒有導致政權垮台，但其跛足的改革造成了社會失衡：權錢交易猖獗，權貴利益集團發達，貧富差距懸殊，大多數人民淪為無產者、失業者，社會長期動蕩不安，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中，這樣的改革對“最廣大人民群眾”來說不啻為一場災難，已經不是通常所說的進步意義上的改革，而是專製政體在經濟上的進一步壟斷，使其統治得到強化。不過，幾年後，他們的政權終歸還是難逃垮台的命運。
二、權威主義的經濟神話
二十世紀的專製與民主、獨裁與共和、極權與民權的共同存在創造了人類史上最光怪陸離的時期，套用狄更斯的“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這樣豐富的語言也不足以概括這個期間雲譎波詭、天上人間的大千世界：日新月異的科技進步使先人幻想的千裏眼、順風耳、上九天攬月、下五洋捉鱉，都變成了現實，在沒有戰火和天災的“通往奴役的道路”（哈耶克語）上，競留下了餓殍遍野的悲慘景象；政治家的自私貪婪和權大無邊的狂妄使人類經受了空前規模的世界大戰的災難；聯合國、貨幣基金、世貿、世行……等國際組織，使人類的各項活動日漸趨向和平共進，全球化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資本主義沒有像預言的“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相反還蒸蒸日上。沒有第三世界生活經曆的亨廷頓們，自以為是地在隔岸觀火中給發展中國家指引道路：政治權威——社會穩定——改革開放——現代化。於是權威主義被東方學界一些慣於條陳奏折的知識精英們奉若神明，為發展中國家的改革指點迷津。
實質上，權威主義既不是哲學原理，也不是思想理論，更不是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路徑，權威主義的最高原則是“穩定壓倒一切”——但正如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所指出來的，穩定固然可以在相當長時間內維持，但同時也可能造成嚴重的社會潰敗，即社會肌體的細胞逐漸壞死，機能丟失。一切為穩定讓路，結果是許多該做的事無法做。由此一來，懸殊的貧富差距必定引起人們的不滿，出現不穩定現象；而改革帶來的溫飽解決後，人們開始在精神上政治上要求有更多的自由和發言權，這是某些人不能答應且認為是最不穩定的因素。於是，權威主義提示：用各種手段加強統治者的權威，強化統治力量，以保證政治穩定、社會穩定。這些手段不僅有法律，還有隨時出台的法令，隨機發布的行政條例，必要時調動軍警力量，以加強對社會各方麵的控製，把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中，達到“維穩”的目的。權威主義之所以被蕭功秦認為是發展中國家的唯一選擇，源於這樣的“發展邏輯”：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沒有比吃飯更大的問題了，民以食為天嘛。要解決吃飯問題就要發展經濟，要發展經濟就要先維護社會穩定，要維護社會穩定就要依靠擁有權威的統治者才能實現，所以應該擁護權威，應該崇拜權威主義。蕭先生為發展中國家設計的發展模式：“新權威——政治穩定——社會多元化——約定俗成的契約意識——民主政治”，從對這個模式的解釋中可以看出，蕭先生認為權威主義是可以發展經濟的：因為亞洲個別後發展國家的經驗是權威主義開放了市場，帶來了“市場經濟”，於是經濟社會出現了一定的活力，經濟繁榮起來，物質豐富了許多。蕭先生還想說：清末時民族資本工業的蓬勃發展，不就是統治者開禁，在壟斷的國有經濟中裂開一道縫，讓民族資本創業出現的？然而蕭先生在竭力推崇權威主義的同時，卻忘記了發展中國家昔日的經濟匱乏、人民貧困、國家貧弱，正是權威主義統治下的經濟壟斷限製了自由、扼殺了活力、杜絕了競爭、閉塞了流通，造成了市場蕭條的結果。對此，發展中國家的人民都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作為曆史學者的蕭先生在文章中怎麼可以有這樣的“曆史空白”？這樣把權威主義與經濟發展扯到一起，不僅不能讓人信服，凡是過來人都是深以為警覺的，因為他們吃盡了權威主義在經濟領域肆虐的苦頭。何況經驗和常識告訴人們，權威主義與發展經濟之間並不存在邏輯關係，不管怎麼論證，都不能自圓其說。蕭先生的過人之處是，權威主義在他設計的模式中有一個前置詞：“新”，所謂新權威主義、新權威，這個“新”的唯一含義就是權威主義者看到了市場才是走出困境的出路，看到了市場經濟的巨大能量和作用，這是新權威與舊權威的根本區別。於是，具有權威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給長期封閉、停滯、蕭條的市場吹進了新風：當消費產業、消費產品、消費市場、農產品、價格一放開，經濟繁榮奇跡般地出現了。不過這種“經濟奇跡”並非像像權威主義者喋喋不休的是東南亞某國的經驗，遠在四十多年前，伊朗國王巴列維已經用他的伊朗特色的“帝國市場經濟”創造了，隻是巴列維因其特殊的國情，被宗教勢力推翻了，無法記入權威主義的經驗簿上罷了。新權威創造的“奇跡”沒有什麼奧秘：當市場部分地放開以後，長期在專製帝國壟斷經濟中受盡貧困折磨和精神壓抑的人們，其天生的“致富欲望”（馬克思語）像開了閘的江水般洶湧成經濟社會微觀層麵上蓬勃的生機和旺盛的活力，這才是國家財富源源不斷的活水源頭，是新權威創造“經濟奇跡”的基礎。但這種“經濟奇跡”的好景不會太長，因為新權威仍控製著資源，仍壟斷著資本市場，壟斷著金融，壟斷著證券，壟斷著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上遊產業。於是，新權威領導的“市場經濟”出現的生機和活力，出現的中小型企業，在短短幾年的風光後日漸被“壟斷”所吞沒。何況政府永遠熱衷於用權力的大手筆創造“經濟奇跡”，同時也不可避免地製造了泡沫，這些泡沫一有風吹草動就會破滅，於是危機必然出現。蕭先生不應忘記，曾被權威主義者奉為楷模樣板的東南亞諸國，輝煌了不幾年就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被金融危機一夜間摧垮，某國總統在本國經濟瞬時跌入深淵中罵金融大鱷索羅斯偷襲，罵西方財團貪婪。這個義憤填膺的新權威似乎不懂得商場如戰場，罵商人貪婪，猶如罵小偷盜竊，罵強盜搶劫，不是很無知嗎？作為過來人的蕭先生，似乎直到今天仍未從東南亞新權威樣板的神話破滅中醒悟過來，並未反思新權威的權大無邊——政府進入市場“發展經濟”造成了虛假的經濟泡沫，才使國民經濟不堪一擊。要不，蕭先生怎麼會在今天又操起二十多年前一度聒噪學界的權威主義崇拜，為處於改革困境中的今日中國設計出同出一轍的“發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