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現代型的政府，它的建立需要有一個根本的基礎——改變了的個人，也就是現代公民。也就是說，現代型的政府是建立在現代公民基礎之上的。認識準備就是讓大部分人成為現代公民，培育現代的公民意識。所謂培育現代公民意識，在我看來，其中比較重要的一點是建立對個人、社會和政府的充分認識，理順他們之間的關係。
而一個簡單方便的切入點就是他們的根本利益——權利。
個人有個人的權利，稱作私權。由個人結合而成的公民群體也有權利——民權。政府有政府的權利——公權。社會是人民和政府之間的一個緩衝地帶，也可以看做民權的一部分。
對於權利來說，第一步是形成權利捍衛意識，也就是要明白權利的正常性，生而為人，有權這是正常的，必須要捍衛。不僅要捍衛自己的權利，也要捍衛別人的權利，所謂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也要捍衛你說話的權利，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不僅要捍衛私權和民權，也要捍衛政府的公權。
而第二步更難，那就是厘清和嚴守權利的正當性——權利的邊界。
當我們說到權利的邊界的時候往往會去責難政府，因為他們伸手太長管得太多，而在管的過程中去獲取額外的利益，最常見的現象是公權往往打著民權的旗號來事實上侵犯民權，這當然是需要反思和批評的。
但是作為現代公民，也應該反思個人權利的邊界。專製王朝的統治造成的一個結果是當私權遇到私權的時候，人們往往隻把自己的私權自動擴大，不尊重他人的私權。常見的現象就是我是他老爸、老師或者老公老婆，便可以心安理得去侵犯兒子、弟子或者兒子他媽他爸的私權，以忠孝觀念或者情感來綁架私權，由此形成惡性循環，一代傳一代。
而私權遇到公權之時，卻又往往自動回縮。好民不跟官鬥，見官自動降三分，這又是一代傳一代。
物質準備是最重要的準備，在我看來，這是一切問題的核心，它無比的強大，它能推動現代公民意識的培育和建立，也能夠理順人民、社會和政府這三者之間的關係，界定這三者權利的邊界，甚至幾乎能讓一切問題迎刃而解。所謂物質準備，對於個人來說就是讓大家都發財，去實現財務自由，而對於社會來說就是建立現代經濟——真正的市場經濟。
所謂市場經濟，就是指資源分配基本公平，大家創業、發財的機會基本均等，人們不會因為他的出生地、家庭背景不同而得到的資源和機會不同。不是有些人可以不勞而獲，而另一部分拚死累活，最後收獲那麼一點點。
所謂市場經濟，就是經濟增長的動力來自民間，不是政府去主導經濟行為，甚至去製造經濟規律。
所謂市場經濟，絕不是隻有官富而民窮，也絕不是隻有少數人富而大部分人窮，因為少數人的富，一定是建立在大部分人都還比較貧窮的基礎上，這就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
好了，為什麼說物質準備是如此之重要，我們是可以拿清國的那個“好鄰居”來舉個例子的。
在我們的印象中，明治維新最成功的地方在於政改（議會、憲法），其實這一切都是建立在成功的經濟改革基礎上的。事實上明治維新最成功的改革是在於經濟領域，明治維新一開始也是從經濟領域所做的改革，隻是方式和方向與清國不同。
跟清國一樣，出於抵禦西方侵略者的需要，日本一開始也是從引進軍工技術開始經濟改革，但是，政府並不懼怕民間掌握這些所謂“高精尖”的技術，更不壟斷這些技術，而是從一開始就決定要依靠整個國民的力量，將技術和資源推廣到民間中小企業，通過法律扶植民間中小企業發展。甚至國家在建成一些國有大型企業後，會以很低的價格賣給民間企業家，由民間參與國產化的設計和研發，比如今天我們知道的許多著名的日本跨國企業（比如三菱），它們的前身都是日本軍工國企。
這樣的結果是：帶來了民間經濟的興起和活躍，全民走向共富，因為有經濟行為作為聯係紐帶，整個社會上的人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服務，彼此需要，也相互製衡。在強大的民間經濟對政治的訴求之下，1881年，睦仁發布詔書，承諾推行憲法，實行憲政，並在八年後（1889年）成功頒布憲法和推行憲政，第二年召開第一屆國會，成功地實現了政治體製改革——此時距離明治維新（1868年）開始已經有21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