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光
在某種意義上，最初的浪漫主義者正是上帝本人。當他對天堂的景象膩味了之後，就投入到了對人間烏托邦的熱烈製造之中。上帝甚至是一個真正的詩人。據《舊約》記載，“創世”就是他用語詞說出想象的烏托邦詩篇。
神說：“要有光。”
神說：“諸水之間要有空氣，將水分為上下。”
神說：“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處，使旱地露出來。”
神說：“天上要有光體，可以分晝夜、作記號……”
神說：“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
神說：“地上要生出活物來，各從其類。”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
……這是真正的吟誦詩篇的過程。
朱大可語錄上帝是一個真正的詩人。
“上帝”是一個謎語，夏娃是亞當的話語。
朱大可語錄“上帝”是一個謎語“上帝”是一個謎語，有基督教和非基督教的無窮盡的解。在今天，這一概念會遭到致命的誤讀，被偷換成與思想奴隸有關的皈依儀式。
但上帝的本性在於，它是啟動人的偉大信念和終極關注的契機。或者說，它是顯現在人類夢境中的最明亮的景觀。一旦我們不再做夢，上帝就動身離去。對人而言，上帝沒有什麼危險性，並且完全無須我的屈從和臣服。相反，它不過是人類事務的最高目標的一個普遍象征。如果放棄這種隱喻性陳述，我甚至連思考都不能進行。上帝是一個詞根，人什麼時候中斷說話和寫詩，它就終止自身的存在。
夏娃是亞當的話語夏娃是亞當的話語，她從亞當的裏麵出來，成為他的客體。識讀不僅是亞當對夏娃的親吻，而且是夏娃重新歸回的過程，就在識讀的瞬間，這個女人再度成為亞當的肋骨，也就是重新返回亞當的裏麵，同時，她仍然保持了一個親吻前的女人的自在性。隻有上帝看清了這點，隻有上帝意識到親吻(識讀)使夏娃落回到亞當的裏麵，回到他的熱烈的胸膛。
大師“大師”一詞源於先秦，本來是一種官職，後來被佛典翻譯家借用於佛教中梵文“Sastr”的譯名，為精神導師之義。在世俗社會中，這個詞被用來喻指那些有突出成就、受到社會公認且德高望重之士。
足下再沒有比“足下”這個稱謂更令人奇怪的了，早在周朝衰微的年代，武士介子推追隨太子逃亡，為喂養饑腸轆轆的領袖，竟割下自己的腿肉。
太子登基之後，卻並未給他必要的回報。介子推怒不可遏，永不回頭地遁入清冷的山林。新國王聽說了這個消息，痛悔自己的過失，用放火燒山的計謀請求他的寬宥和複出。而這個滿含怨屈的人竟在烈焰中抱住最後的樹木，慨然逝去。為了維係一種永恒的紀念，國王命人用那株樹木製成木屐，穿在腳上。每念割股的恩情，他就低首俯察，歎道：“悲乎足下!”——它的語義和字義構成了強烈的對抗：它本來要表明對方身居足下的超級卑微性，而最終卻成為對於足和足以下事物的敬意。
老子的出走隱喻著話語變亂時代的降臨老子的出走隱喻著一個漫長的話語變亂時代的降臨，它隔絕了我們與異邦世界和整個過去的聯係，並迫使我們屈從於各種強加的虛假消息，而一種錯誤的識讀加劇了我們的痛楚。
語言的搏鬥“我們正在與語言搏鬥。我們已卷入與語言的搏鬥之中。”
這是維特根斯坦在一九三一年發現的一個基本人類事實。
朱大可語錄“我們正在與語言搏鬥。我們已卷入與語言的搏鬥之中。”
色語的挑戰女權主義的邏輯與意識形態的反叛密切相關。我們看到，作為前“DJ”和歌廳“媽媽生”的棉棉，已經從都市邊緣發出了咄咄逼人的色語挑戰，而京城的春樹們則企圖把這種權力向青春地帶拓展。盡管這幅反叛圖畫上時常疊印著書商們的笑容，但正如《時代周刊》所描述的那樣，她們的行為還預示著一場廣泛的性叛亂，它不僅要散布青春期的迷狂氣息，而且在謀求情欲話語的意識形態權力。
“靈語”的不在場“色語”和“靈語”的不和諧發展，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顯著特征。
在肉身的價值獲得誇張的弘揚的同時，信仰退化成了一個純粹的空無，或者說，它遭到了基礎價值（貨幣和實利）的全麵替代。在國家主義信念離去之後，沒有任何一種新的國家或宗教信仰能夠充填轉型社會的空虛頭腔。這種精神敘事的空缺，隻能歸咎於精神生產機製的腐朽。
龐大的知識工廠日以繼夜地開工，生產著無數無用的字詞廢品，那些學術廢料主宰並充填著大多數書刊雜誌，造成文化繁榮的盛大氣象，卻完全不能為靈魂提供有價值的信念。相反，它們隻能進一步擠壓自由精神的敘事空間。毫無疑問，中國知識分子應為這種嚴重瀆職承擔部分曆史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