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史籍中，寫到將人處死，多指腰斬。例如，《莊子·胠篋》篇雲：“昔者龍逢斬，比幹剖。”這裏的“斬”即“腰斬”。再如《韓非子·說疑》篇列舉了夏代關龍逢、商朝比幹和春秋時隨國的季梁、陳國的泄冶、楚國的申胥、吳國的伍子胥等六人都是因為直言進諫而得罪了國君，或被殺，或自殺，“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又魯定公十年（前500），魯與齊兩國之君在夾穀會盟時，倡優和侏儒上前演戲，孔子認為不合禮節，向齊國提出抗議，齊國國君不得不讓有司依法懲辦優人等，使他們“手足異處”。以上三例所說的“手足異處”，顯然指的腰斬，因為斬首不會手足異處的。
遠古腰斬使用的刑具叫做鐵質。鐵即大斧；質或寫作吽，或稱椹質、諶吽等，即用斧砍人時下麵墊的木砧。《公羊傳·昭公二十五年》載“君不忍加之以鐵吽”的話，前人注曰：“鐵吽，要（腰）斬之罪。”《戰國策·秦策》記載範雎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要（腰）不足以待斧鉞。”此語謂他瘦削的胸不值得放在砧板上，纖細的腰經不住斧鉞一砍，所指的處死方式分明是腰斬。又《漢書·項籍傳》中的“孰與身伏斧質”一句後顏師古注解：“質謂呏也。古者斬人，加於呏上而斫之也。”從顏氏的注解可以看出，腰斬在行刑時，人伏在砧板上，劊子手舉斧砍斷其腰，這斧與質是分離的兩件東西。後來，這一套刑具發展演變為用軸連在一起，鐵演變為鍘刀，質演變為鍘墩。所以，漢朝許慎的《說文解字》就將“鐵”釋為“抁斫刀也”，即鍘草的刀。《漢書·戾太子傳》載“不顧斧鉞之誅”，注解說：“鐵所以斫人，如今之抁刃也。”王菜友更明確指出：“抈，今謂之鍘；鍘床，古謂之椹質，又謂之稿砧。”鐵質演變成鍘，可能是漢魏問事。後來小說、戲劇中的包公故事中，包公把犯人處死用的銅鍘，行刑時犯人被平放於張開的鍘口上，從腰間鍘為兩段。如包公下陳州鍘了四國舅、在開封府鍘了駙馬陳世美、後來又鍘了親侄兒包勉等。這些故事當然是根據傳說編撰的，事實無考。但這種類似鍘人的做法確是自古就有的，即古代死刑的處死方式之一——腰斬。不過遠古的刑具不叫鍘刀，而叫斧質罷了。
從春秋時起，腰斬的刑罰常被使用。商鞅在秦變法時，曾明文規定對百姓實行連坐法，一家犯罪，鄰家不告發者，要處以腰斬。當時究竟有多少人被腰斬，難以統計，史載商鞅在渭水河邊處決囚犯，死者的鮮血把渭河水都染紅了。商鞅當時從中原跑到秦國輔佐孝公變法，他以峻法嚴刑理國，深刻有餘，德化不足，中國曆史上的專製餘毒自商君始。李斯是秦王朝的開國元勳，他曾諫阻《逐客令》，為秦收留了大量人才；曾任廷尉平理一國獄訟；主郡縣反分封、確立專製，獻焚書坑儒之策。秦始皇死，迎合趙高，改皇帝遺詔，殺公子扶蘇。秦嚴刑峻法，始於商鞅而熾於李斯，秦二世而亡，李斯難辭其咎。秦二世二年（前208），奸人趙高將李斯腰斬於鹹陽，刑前，麵對斧質李斯和其子還在憧憬悠閑的田獵生活，後相抱大哭，極哀。掃天下、滅六國的豪氣蕩然無存，成了貪生怕死的可憐蟲。
再例如漢代的晁錯也是加之以斧吽，受腰斬之刑，但他在斧鉞麵前卻死得悲壯。晁錯是西漢文景時代的大政治家，早年學申商刑名之術。以文學任太常掌故，不久任太子舍人，遷博士，升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劉啟，號稱“智囊”。
漢文帝時，北方匈奴侵擾邊境、商人兼並農民土地，晁錯先後上疏言兵事、徙民實邊、守邊備塞和勸農力本等問題，言之有據，受到文帝的重視，不少意見被采納，不久升太中大夫。他又向文帝建議削奪諸侯王權力和更改法令，所言多能切中時弊，以此深得漢文帝的賞識。
文帝崩，景帝立，擢升晁錯為左內史。不久，即升遷為禦史大夫，為三公之一。他受到漢景帝的信任，力求削奪同姓諸侯王的封地，以鞏固中央集權。他在《削藩策》中明確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晁錯的父親聽說晁錯的奏疏觸犯了諸侯王的利益，特意從家鄉趕赴京師，力勸晁錯不要“侵削諸侯，疏人骨肉”，以免樹敵招怨。對於父親的肺腑之言，晁錯卻不以為然，明確回答他父親說：“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他父親不禁歎息曰：“劉氏安，而晁氏危矣。”隨即飲毒自殺，說：“吾不忍見禍及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