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皖南事變後的香港
１月發生“皖南事變”，消息傳到香港後，香港文協出麵組織“座談會”通報事變真相，響應中共中央號召，決定發起聲援活動。香港文協領導的青年組織文藝通訊部和文藝研究社，組織全體成員上街，展開群眾性抗戰簽名活動。文通刊物《文藝青年》在２月刊登了《新四軍解散事件討論大綱》，又將中國共產黨揭露事變真相的“通電”印成傳單，在深夜中散發到住戶的信箱裏。新知書店的香港辦事處偷印了一本《新四軍事件麵麵觀》。
蕭紅在寫《馬伯樂》中，抽空於３月２６日完成一部１．６萬字的小說《北中國》。小說描寫東北淪陷區的一位老父親，日夜思念去關內打日寇的兒子，豈料他抗日的兒子竟被自己的“中國人打死了”。老人不相信“中國人會打中國人”，認定是“日本人的挑撥離間”。老人在思念兒子的病患中，被取暖的炭煙熏死。小說取了一個獨特視角——淪陷在偽滿洲國的東北百姓，盼著“抗日英雄”“帶著千軍萬馬，從中國殺向滿洲國”，渴望抗日隊伍勝利歸來，可這“千軍萬馬”卻被另一種中國人給消滅了。蕭紅這部小說對分裂的控訴力重於千鈞，對助紂為虐的行為給予極大的諷刺，充分體現文藝的社會功能。同時，小說也充滿蕭紅對東北故土的深沉懷念，對父老鄉親的思戀。小說中那“兒子”有著她弟弟張秀珂的影子，她惦念弟弟，那時秀珂正是一名新四軍的幹部，而幾年裏音訊全無。這部小說從４月１３日至２９日在《星島日報》副刊連載。端木蕻良在２月份也配合文協布置，發表如《北中國》的《北風》，６日起在《星島日報》副刊連載。這時他們夫妻作家響應文協號召，共同用小說批判當局分裂活動的又一次生動體現。
皖南事變後，重慶、桂林、昆明等地大批人士紛紛從內地來到香港，這到證實了蕭紅當初選擇香港的預見性，不過，他們不會想到“相煎太急”的事竟比戰爭的步伐來得快。３月，鄒韜奮、茅盾等來港。４月１７日，蕭紅和端木蕻良出席“香港文藝界聯歡會”，這個會實為歡迎茅盾、夏衍等人來港。茅盾在會上報告了抗戰以來，文藝運動和民族形式、大眾化等爭論問題的現狀。茅盾等人的到來，壯大了香港左翼文藝的力量。
由於皖南事變爆發，內地政治空氣更加險惡，中共因此決定在香港建立對海外抗日宣傳的陣地。宗旨是，宣傳中共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反對投降，反對分裂，反對倒退的方針，揭露日軍占領的暴行和頑固派破壞抗戰的陰謀。八路軍駐港辦事處根據南方局的指示，決定創辦一份有戰鬥力的報紙。１９４１年初，廖承誌召集夏衍、鄒韜奮、範長江、金仲華、羊棗、張明養、胡仲持等８人研究了辦報方針。為避免港英當局和敵持分子注意，報紙取名《華商報》，於４月８日創刊。報紙成立了社論委員會，鄒韜奮負責民主運動，茅盾負責文藝問題，胡繩負責思想文化評論，金仲華和喬寇華負責國際外交、張友漁負責憲政和日本動態研究。《燈塔》是《華商報》的一個副刊，先後由陸浮、夏衍主持。５月４日，《燈塔》登出紀念“五四”的專刊，茅盾、巴人、葉以群、林林和蕭紅、端木蕻良發表了文章。
蕭紅的文章取名《骨架和靈魂》。在不長的文章中，她指出：“五四”已經發生有２０年了，但它的曆史任務沒有完成，“‘五四’的時代又來了”。針對皖南事變後的白色恐怖和專製，她說：“可沒有想到，自己還要拿起刀槍，照樣地來演一遍”。她明確指出：“誰是那舊的骨架？是‘五四’，誰是那骨架的靈魂？是我們，是新‘五四’！”她的形象比喻和借喻，在端木蕻良被書刊檢查刪去了五分之四的《“五四”和人權運動》一文中，將“靈魂”一意清晰地表述出來，那就是：“我們在今天來紀念五四運動，必須要擔當一切過去運動的總任務，使過去的任務集中在一個總的內容之下，來作徹底地完成。使如寇裏所說的中國的由下而上的民主政治早些日子實現。在這種認識之下，采取各種行動來反黑暗來反法西斯。因此，我們在紀念‘五四’的進程中展開人權運動，使具備了它的更積極的作用，它在曆史的階段上也會促起覺悟和變革作用。”端木蕻良在文中提到的“人權運動”，也是香港文協聲援“皖南事變”的一個內容。“爭取人權活動”時由在香港的愛國人士周鯨文先生發起，香港文協和文通學社發動會員積極配合，紛紛撰文，以談人權保障，宣傳團結抗日，反對投降，反對分裂。端木蕻良當時正在緊張籌辦文協的刊物《時代文學》，但響應文協號召，他在周鯨文主編的《時代批評》上，幾乎每期一篇，發表了《論人權運動》、《民主與人權》、《論人權運動的行動性》、《人權運動的進軍》、《民主建國與複土抗戰》等係列文章。他是很少寫政論文章的，這次一氣發表這些文章，表明他和蕭紅的政治態度和立場，很好地自覺地完成了文協倡導宣傳任務。 ５月，廖承誌根據南方局指示，又成立了廖承誌、夏衍、潘漢年、胡繩、張友漁５人組成的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員會，負責領導香港的左翼文化宣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