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40年代末，20歲出頭的金庸在上海《大公報》任兼職編輯，由於《大公報》在香港設立了一套班子，金庸被調往香港。但在當時，金庸並沒有把這次調派看成機會，隻不過服從領導安排罷了。相反，他對遠赴香港倒是猶豫不決的。他把去留的利弊作了一個對比：
去香港工作必然要放棄學業，並有可能斷送自己想成為一名職業外交官的夢想：在香港自己人生地不熟，完全是孤家寡人，前途未卜。
當然，去香港也並不是一無是處。局勢動蕩，自己向來不關心政治，遠赴香港正好可以置身局外；年輕人應該有遠大的抱負，《大公報》剛剛在香港創刊，正為自己提供了一個大展身手的舞台，“樹挪死，人挪活”，換個環境也許能成就一番事業呢。
在經過內心的激烈鬥爭之後，金庸決定服從調派，帶著複雜的心情啟程去了香港。
在飛機上發生了這樣一件有趣的事。飛機起飛後，金庸忽然發現自己身邊沒有港幣，這樣又怎能去大公報報到呢？他急出一身汗，好在同行——香港《國民日報》社長潘公弼借給金庸10元港幣，金庸才擺脫了困境。
俗語說“白手打天下”，對比今天金庸的成就，初到香港的金庸真的是“身無分文”。就這樣，金庸開始了人生中第一次重大的轉折，“例行公事”般地利用了這次機遇，從而邁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金庸來港後，最初的日子是平平淡淡的。但是在平淡的生活裏，金庸時刻留意著社會的變化。20世紀50年代初，接連發生了兩件引起香港市民極大興趣的事兒，金庸意識到機遇來臨了。
第一件事是1953年香港的兩位武師比武。香港太極拳和白鶴派掌門人互不服氣，約定在澳門以打擂的方式一比高下。其實比武過程並不精彩，幾分鍾就分出了勝負，但這件事本身造成的衝擊波在香港市民中持續了好長一段日子，一時間街頭巷尾人人都在談論它。
第二件事是梁羽生的一炮走紅。梁羽生是金庸的好友，兩人幾乎同時抵港，後來又都在《新晚報》供職。由於武師比武造成的衝擊，為了滿足市民的“武癮”，梁羽生在《新晚報》連載其第一部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這一舉動不但使《新晚報》銷量激增，而且開創了新武俠小說的先河，梁羽生本人則一時間家喻戶曉，一炮走紅。
許多人都注意到了這兩件事，但很少有人把它看作是一次機遇，香港的小說家更是反應遲鈍。而從未寫過小說的金庸卻從中悟到了許多：人們對於“武”的偏愛證明武俠小說存在著潛力巨大的市場；梁羽生一炮走紅，但鮮有人跟上，武俠小說必然“供不應求”，自己能不能在這方麵有所作為呢？更何況自己本身就是個武俠迷，論筆力，論才氣自己都不遜於梁羽生，為什麼不試一試？
正值此時，剛巧《新晚報》主編羅孚找上門來，盛邀金庸“加盟武林”，正所謂“萬事俱備東風到”，金庸爽快地答應了。很快，金庸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也在《新晚報》上連載。值得指出的是，其故事的可讀性超過了梁羽生的作品。由此金庸不但一炮走紅，而且後來居上，鋒頭之健壓過了梁羽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