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適的身後美名
在中國曆史上，有很多像高二適這樣的“氣節”文人，他們不向權威低頭，不與當權者合作，不苟同於流俗，眼中所見，唯有學問與真知。這些人，生前的日子大多過得不太好，隻有到了身後，才聲譽鵲起，他們不同凡響的故事，也會在民間廣為流傳。
如果不是玩收藏，可能大多數人隻知林散之，不知高二適。事實上，高二適的書法路子雖與林散之不同，但在書法上所取得的成就並不比林散之低。林散之被譽為“草聖”，而高二適也恰恰對自己的草書最自負，甚至自譽“草聖平生”。
“金剛拳”與“太極拳”
2005年11月28日，來自全國各地的書法藝術家及文藝理論家70餘人齊聚江蘇省泰州市，參加“紀念‘蘭亭論辯’40周年暨中國（泰州）高二適書法藝術高層論壇”活動。在參加這個活動的過程中，我對高二適有了更深的了解。
高二適（1903-1977），江蘇東台人，原名錫璜，後易為二適，中年曾署瘖盫，晚年署舒鳧。1963年經章士釗引薦，被聘為江蘇省文史館館員。說起高二適與林散之的區別，藏家有共識：林散之的字，猶如武當派的太極拳，雍容揖讓，虛懷若穀，一派謙和，看上去仙風道骨，清麗脫俗；而高二適的字，則如少林派的金剛拳，招招勇猛剛烈，勁道十足。兩人在各自的書法藝術領域其實都到達了一個巔峰，孰優孰劣，其實難分高下。
高二適狂草《書杜甫詩十首》，寫了八首後，忽然得意，來了兩句誇自己的話：
“細草如卷雨絲風片，未知張旭長史能此否耶。舒父老玩。”意思是以狂草著稱的張旭都未必能寫到這份上吧！然後，再續寫杜甫最後兩首詩。可見高二適實在是個風趣率真的人，有時會露出頑童的天性。
那麼，為什麼林散之的名聲到了婦孺皆知的地步，而高二適的名聲似乎隻限於書法圈和收藏界呢？所謂字如其人，林散老為人謙恭，與人相處圓融通達，早已“修煉得道”，自然是“得道者多助”；而高二適則孤高自許，眼中看不得俗人，能與之相交的人自然就少，幫他的人也就更少。據描述，曾有一位官員虔誠前往求字，高二適竟把他堵在門外，硬是沒讓人家進屋。問人來幹嗎？人答“來看看你”，“好，可以回去了。”這樣的
高二適立即道：現在你看過我了，“不識抬舉”，自然也注定了他不可能過得太滋潤，所以，生前，他一直蝸居在狹小的陋室。雖然他專注於學問，不以此為苦，但在今天的常人看來，遭際畢竟令人歎息。
從高二適留下的照片來看，他眉目疏朗，一派坦蕩，眉宇間可見其為人的光明磊落。這個沉醉於書籍忘歸的“書呆子”，曾經擁有滿屋子的書籍。可惜在“文革”中，這些他精心搜集的好書全部被抄，為此他氣憤難咽，竟致心髒病發（1977年他在南京溘然長逝，病因就是心髒病）。不以名利掛懷的他，對於陪伴自己多年的書籍實在難以釋愛，曾數次上書請求歸還，“我看電視上毛主席家也
並抗辯道：有一大堆的書，為什麼我不能有？”
今人作為傳奇故事傳頌的“蘭亭論辯”，在高二適，不過是再平常不過的一個舉動。1965年5月，中科院院長郭沫若相繼在《光明日報》、《文物》上發表兩萬字長文《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他根據1964年在南京出土的謝安伯父謝鯤的墓誌和王羲之堂弟王興之夫婦墓誌上的隸書碑文，認為“天下的晉書都必然是隸書”，而行書《蘭亭序》“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筆跡”，並推論，《蘭亭序》的文章和墨跡均是王氏第七代孫——隋代出家禪師智永“所寫的稿本”。新論一出，天下震動，一片叫好聲、肯定聲。偏偏一介布衣、身為江蘇省文史館館員的高二適不買賬，他引證大量文獻和法帖資料，撰寫了《〈蘭亭〉的真偽駁議》一文，指出“《蘭亭序》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鐵案”。他將稿件寄給《光明日報》，結果以退稿處理，於是他求助於忘年交章士釗，章將高文手稿轉呈毛澤東，經毛澤東的親自批示，一場大討論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當年7月，高二適的文章得以在《光明日報》刊登；8月21日，郭沫若發表《〈駁議〉的商討》與之討論。短短半年內，有數十篇論文就此展開爭論，支持郭文觀點的有張德鈞、啟功、龍潛、趙萬裏、史樹青等人；支持高二適觀點的，有唐風、嚴北溟、商承祚等人。
4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會誇讚高二適不畏權威的抗爭精神，會讚揚他追求真理的勇氣；但在當年，其實他成了箭靶子。縱然毛澤東親自批示“筆墨官司，有比無好”，卻架不住底下的人暗箱操作——當時分管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之流，甚至專門組織了人來撰寫批判文章，僅在《光明日報》上組織發表的文章就有10篇之多。1973年3月，文物出版社編纂《蘭亭論辯》一書，收錄了這場論辯的18篇文章。上編是郭沫若及與其觀點一致的文章15篇；下編則僅有章士釗、高二適和商承祚的寥寥3篇。編者特意在出版說明中寫道：支持他以辯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