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橫渠曰：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
張橫渠說：痛苦和羞辱不值得憂慮，始終記得痛苦和恥辱卻是可悲的事，名譽和利益不值得快樂，忘卻名譽和利益才是真正的快樂。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讓我們容身的塵世之間，人人都在爭，處處都在奪。有名的人，事事通達；無名之人，處處受阻；有財之人，有錢能使鬼推磨；無財之人，哭天不應叫地不語，又怎能不讓人對名對利心生向往呢？然而就是在這種追求中，很多的人得而不知足，為名利所擾，雖聲名顯赫，雖富可敵國，卻時時難得快樂，這種不快樂的原因在於對名利的追求讓他們失去了自己的準則，成為了名利的奴隸，而奴隸是難得快樂的。
名利不可強求，但絕對不求名不求利的人世間是不存在的。為了每日三餐的保障，就得去求一份收入；為了不至於病死家中，不至於子女受不到教育，就得想方設法多賺些錢；堂堂正正一輩子，誰也不想被人說一句不是，落一個不好的名聲，這些所求雖然小，但也是求。陶淵明所謂的樂得逍遙隻適應桃花源，那裏沒有爭鬥，卻也沒有人氣。這樣的桃花源人世間即便真能夠找得到，也沒有幾個人能夠生存得了。因此說也隻能做為一個夢想，在詩詞之中被屢屢提到罷了。名利麵前，重要的不是是否要求，而是采取什麼樣的態度，是讓自己的思想去控製追求，還是讓追求去控製自己的行為，這個前後的關係是必須把持準確的。
蘇東坡說，我之所以能每時每刻都很快樂，關鍵在於不受物欲的主宰，而能遊於物外。
人，一旦像東坡先生說的“遊於物外”，而不“遊於物內”，夢寐以求地沉浸在沒有窮盡的“物”的占有欲，及其永無止境的膨脹的狀態中，人都成了“物”的奴隸，那還有什麼真正的人生樂趣呢？
榮辱毀譽不上心
人人都渴望和追求榮譽、地位、麵子，為擁有它而自豪、幸福；人不情願受辱，為反抗屈辱甚至可以生命為代價。所以，現實人生便出現了各種各樣爭取榮譽的人，形形色色的反抗屈辱的勇者和鬥士；也有為爭寵、爭榮不惜出賣靈魂、喪失人格的勢利小人。當然，也有人把榮譽看得很淡，甘做所謂“榮辱毀譽不上心”的清閑人、散淡者。
他們對客觀的、外在的出身、家世、錢財、生死、容貌都看得很淡泊，追求精神的超脫、灑脫，正所謂“去留無意，任天空雲卷雲舒；寵辱不驚，看窗外花開花落”。莊子曰：“榮辱然後睹所病”（《則陽》）。其意是說，人們心中有了榮辱的念頭之後，就可以看到種種憂心的事情。過分關心個人的得失，就隻能憂慮煩惱，無以擺脫。他在《徐無鬼》篇中說：“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誇者悲；勢物之徒樂變。”大意是說，追求錢財的人因錢財物積累不多而憂愁，貪心者不滿足；追求地位的人常因職位還不高而暗自悲傷；迷戀權勢的人，特別喜歡社會動蕩，以便從中擴大自己的權勢。同時莊子也從正麵闡述其觀點。他說：“不為軒冕肆誌，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繕性》）。大意是，不追求官爵的人，不因為高官厚祿而喜不自禁，不因為前途無望窮困貧乏而隨波逐流、趨勢媚俗，榮辱麵前一樣達觀，所以他也就無所謂憂愁。所以莊子主張“至譽無譽”（《至樂》）。也就是說，在他看來最大的榮譽就是沒有榮譽，把榮譽看得很淡很輕，名譽、地位，聲望都算不得什麼，即使行善做好事也不要留名。
《莊子·刻意》篇中又講：“就藪澤，處閑曠，釣魚閑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閑暇者之所好也。”這裏，莊子又列舉了幾種人士；隱居江海的人，與世無爭、逃避世事的人，清閑悠暇的人，這些人也沒有什麼榮辱毀譽的強烈願望和忌諱。所以，以棲身山林江湖，流浪曠野荒原，每日垂釣，閑散度日。這正是道家的處世態度，順其自然，在同一篇中，莊子講了閑散居士的好處，“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人，邪氣不能襲”。追求恬淡的人，不會患得患失，斤斤計較，沒有強烈的物欲，邪惡就不會侵襲他的身心。盡管莊子的“無欲”“無譽”觀有許多偏激之處，但當人們為金錢所誘惑，為官爵所累的時候，何不從莊子他老人家的訓哲中發掘一點值得效法和借鑒的東西呢？
勸君做一個“榮辱毀譽不上心”的沒事清閑漢吧！
寧靜致遠，包含了“寧靜”和“致遠”兩層含義。寧靜不是目的，但沒有平和安寧的心境，“致遠”這一目的就難以實現。反過來，沒有“致遠”作為目標，真正的心靜也是難以做到的。不管入世者還是出世者，他們所致之“遠”不是自身之外的哪一個具體目標，而是精神的、心理的，是他們自我設計的一種完美人格，或者是他們內心深處的一種自信的感覺。這樣，“寧靜致遠”不是隻有超凡者才能達到的人生境界，而是每一個人，隻要他有超凡脫俗的人格追求都是可以達到的。比如在當前這沸沸揚揚的抓錢大潮中，如果哪一位保持沉默，淡泊自安，目不旁騖，一如既往幹自己願意幹的事情——他是位作家，那就毫不動搖地寫下去；他是位研究者，那就安安穩穩地工作在自己的書房和實驗室；他是位教師，那就紮紮實實地站在落滿粉塵的五尺講台上。他們在實現自己所追求的具體目標過程中，在寂寞和清貧中十分自信，並為自己走在自己選擇的路上感到自豪。這自信和自豪就是一種人格，他們的人生達到了高遠的境界才能有這種感覺。
人生最重要的是要心靈平靜，而知足常樂是心靈平靜的唯一辦法。
無官一身輕
陶淵明因被生活所迫，不得已而為仕。二十九歲時，他曾當過江州祭酒，但不久便自動辭職回家種田。隨後，州裏又請他去做主簿，他不願意接受。到了四十歲，他為了解決家裏的生活困難，又到劉裕手下做了鎮軍參軍，四十一歲時，轉為彭澤縣令，但隻做了八十多天，便辭職回家。從此以後，他再也不願意出來做官了，而願親自種田來養家糊口，過著一種十分清淡貧窮的日子。
他最終辭官回家，是因為這樣的一件事情引起的：有一天，郡裏派遣督郵到澤縣來檢查工作。縣裏的小官吏聽到這個消息後連忙去向陶淵明報告。這時，陶淵明正在他的書齋裏讀書寫詩。他一聽督郵來檢查，十分掃興，便放下紙筆，準備跟小吏一起去見督郵。
小吏見他穿著一身便服，吃驚地說：“上級來視察了，你作為一縣之長，應該穿上官服，束上帶子恭恭敬敬地去迎接才好，怎麼能穿著便服去呢？”
陶淵明向來看不起那些依仗權勢、盛氣淩人的官僚們，聽小吏說還要穿起官服去向督郵行拜見禮，他覺得自己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他歎息一聲對小吏說道：“我可不願意為了五鬥米的俸祿，就躬著腰向那些鄉裏小人作揖打拱，做出曲意迎逢的樣子來。”
說完，陶淵明不僅不去會見上麵來的督郵，而且拿出縣裏的大印和官服交給小吏，說：“督郵來了，請你把這些東西交給他。”
辭掉了官職，陶淵明輕輕鬆鬆地回到老家去了。回家以後，他仿佛從一個烏煙瘴氣的地方突然來到了空氣清新的花園，心情暢快、愜意極了。他立即寫了一首辭賦，題目叫《歸去來辭》，以表達自己厭惡官場，向往自由生活的心情。從此以後，他帶著老婆、孩子一直過著一種耕田而食、紡紗而衣的田園生活。平時有空閑，他就寫詩作文，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後來，成了晉朝一位傑出的詩人。
視權力如鴻毛
在中國，權力與地位幾乎等同。所謂權力地位，其實就是官銜職務。而有了官銜職務，也就有了名利。正是由於權力地位與名利聯在一起，所以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爭奪權利地位的鬥爭。這種鬥爭往往環環相扣，一旦投入其中，便會越滑越快，越陷越深，乃至不能自拔。從古至今，在爭權奪利的殘酷鬥爭中，最終導致毀滅自己和家庭的事例，真是觸目驚心啊！
因此，我們想要活得瀟灑自在，要想過得幸福快樂，就必須做到：淡泊權力地位，視其輕如鴻毛。未做官，不去用金錢買官，不去溜須拍馬仰人鼻息要官，不去昧著良心陷害他人換官；當上官，不去盤算著如何使權弄權，不去千方百計奪取更高的官位，不去挖空心思謀求更大的權力。否則，太看重權力地位，太沉湎於權力地位，讓一番爭奪毀掉寶貴的一生，太不值得，也是愚蠢的人生。學會以淡泊之心看待權力地位，乃是免遭厄運和痛苦的良方，也是得到人生幸福和快樂的智慧所在。
實話實說，一個人勇於、敢於對權力地位說“不”，當然不是輕而易舉的事。這裏，最關緊要的是要淡泊名利享受，割斷權與利的聯係。惟其如此，才能做到不買官，不爭官，不要官。為什麼要這樣下結論呢？因為千百年來，官和權，權和利是環環相扣的。官就是顯赫的權，有權就有利，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能享受，能高人一等，能充滿優越感。誠如梁衡先生撰文所說：多少年來，在人們的腦子裏，做官是福，更是顯耀。在封建社會，官帽不是烏紗帽便是紅頂，官員的出行，或鳴鑼開道，或靜街回避，就是要顯赫一番。這種顯耀或為顯示權力，或為顯示財富，總之要顯出高人一等。現在這種顯弄之舉更有新招，“比坐位，比上鏡頭，比好房，比好車，比架子”。正因為做官能如此有權、有利、有福、有享受，所以在我們現實生活中，想方設法去做官的人，多如牛毛。當上官者很得意很快樂，當不上官者飽嚐無奈、愁悶、痛楚的苦味，給自己和家庭罩上了無限的陰影。基於此，學會淡泊名利享受、割斷權與利的聯係，切切實實做到權之“忍”，無官不去爭，有官不去鬥，位高不自傲，位低不自卑，欣然享受清心自在、坐臥隨心的時光，欣然享受生活的快樂和愜意，實在是理智生活，智慧人生。
曾受教於高人黃石公的張良，全心全意輔佐劉邦打天下。公元前206年，劉邦和項羽各領一支起義軍分頭向秦國都城鹹陽進發。臨行前，楚懷玉有言在先：“劉邦、項羽誰先攻進鹹陽城，誰就在關中稱王！”劉邦領兵向西首先攻入鹹陽，把軍隊駐紮在灞上，自己進了皇宮。劉邦一進秦王朝的宮室，看到富麗堂皇的建築，取不盡用不完的金銀玉器，數以千計的漂亮宮女，便想留下來在皇宮居住。張良勸他說：“正因為秦朝皇帝的無道暴虐，才落了個慘敗的下場，沛公你才能夠來到這裏，而為天下人鏟除殘民之賊，應以崇尚儉樸為本，現在剛進秦國，就要安享逸樂，這就是俗語所說的‘助紂為虐’了。況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望您能聽取樊噲的勸告！”張良苦口婆心一番話，使劉邦幡然大悟，於是劉邦立即出了皇宮，住到灞上的軍營中，並下令與父老們約法三章：殺人者處死，傷人者治罪，偷竊者處罰。除此以外，還將秦朝的苛法統統廢除。關中的百姓們於是都歡喜異常，爭相拿著牛、羊、酒食來慰問款待劉邦及其官兵。得到關中老百姓廣泛擁護，此謂張良的頭功一件。以後，在項羽設的鴻門宴上，張良救了劉邦，使劉邦免遭項羽殺害。此謂張良的第二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