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計策的行動都是盲目的，做人辦事必須以計策為中心點，去精心布局，巧妙應對。李世民自己是一等高手，他做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布局術，時而迎刃而上，時而避其鋒芒。這是一種謀劃人生事業的技巧，所以在他麵前處處都有突破點。
做人辦事必須講究公正。李世民意識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所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帝王能否嚴格依法律辦事，對律令能否嚴格執行關係重大，因此，為了能使法律更好地實現其賞罰職能，使天下人毫無怨言地擁護它，服從它，而不致成為一紙空文，皇帝必須嚴格執法。但是，身為一代君王，手握生殺予奪大權，要想使之與下民一樣奉公守法，無疑又是十分困難的，尤其是在涉及皇帝自身切身利益之時，在實權、私情與法律的角逐過程中，要做出抉擇更是困難重重。而李世民卻巧妙地運用了各種手段，既能示之以公，又能掩而避怨，常常不著露跡。
持法貴平，而“平”則要顯示得恰到好處。對於那些與己身利益不是十分相關，但若不繩之以法又易招怨謗的案件，李世民向來不會惹火上身，而是嚴格持之以平，示天下以公。
貞觀九年八月，岷州都督高甑生起先不服李靖軍事調度，後又誣告李靖“謀反”。李世民當然不會偏聽輕信。試想，李靖原是當年秦王李世民從斬刀下營救出來的，武德年間跟隨李世民轉戰南北，立下了汗馬功勞；貞觀以來，奉命捍衛邊疆，威震北狄。這樣久經沙場、出生人死、勳業卓著的將領，怎會謀反？為了慎重起見，李世民還是派了法官進行調查，“有司按驗無狀，甑生等以誣罔論”。但考慮到高甑生曾是秦府功臣，遂“減死徙邊”。這時，有人上書替高甑生講情，說：“高甑生是秦王府的舊臣，而且立有大功，請寬免他的罪過。”為顯示自己的公平，李世民義正辭嚴地說：“雖然高是我為秦王時的老部下，立有功勳，確實不應忘記，但治理國家，遵守法令，事須劃一。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現在如果赦免高甑生，就開了因功而僥幸獲免的路子，勢必造成恃功違法的現象。而且國家起兵於太原，自始跟從並立下戰功的人很多，如果高甑生得到赦免，誰又不存在僥幸的想法？有功勞的人，都要犯法了。朕之所以不敢赦免他，原因正在於此。”
河南道濮州刺史龐相壽貪贓枉法，被人舉報，受到追贓撤職的處分。他自恃原為秦府舊人，上疏懇求李世民寬宥，說自己是因窮而貪贓。李世民出於憐憫，便準備讓他官複原職，並賜絹百匹，以濟其貧寒。魏征見此事處理不公，就進諫說：“皇上以故舊私情枉法，賜絹給貪贓之人，且仍讓他們為官，是使為惡者得逞，為善者寒心！貪贓枉法以濟家貧，雖情有可恕，但國家法律難容。在秦王左右的人，朝廷內外很多，恐怕人人都要仗恃皇上的私人恩寵，這就會使那些秉公執法的人懼怕了。”李世民一聽此言，為免落“以故舊私情枉法”之名，便采納了魏征的意見，告訴龐相壽說：“我過去為秦王，那隻是一個王府的主人；現在身居皇位，是國家的君主，不能對自己的部下有所偏愛。大臣們堅持原則，我怎麼敢違反大家的意見呢？”這樣，李世民為持平起見，強壓住了自己心中的私意，賜給龐相壽一部分絹帛，讓他回家。龐相壽隻得“默然流涕而去”。
江夏王李道宗是李世民的堂兄弟，很早就跟隨李世民征戰，屢建殊功。唐朝建立後，在擊滅突厥和吐穀渾的戰爭中也戰功顯赫。貞觀十二年（638年），李世民加封他為禮部尚書，然而任職不久，他就大肆貪贓，終被揭發。事關官場清濁，於是李世民毫不容情地將之下入獄中，最後不僅罷了他的官職，還削了他的封邑。對此，他對大臣們這樣評述說：“人情總是貪得無厭，對此隻能用理來加以節製。道宗俸祿很高，我賞賜他的財物也很多，家中足有餘財。可他卻如此貪婪，令人歎息，他的作為難道不是很卑鄙嗎！”於是罷除李道宗的官職，削去他的封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