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為知己者死”一語道出了中國文人們尋求賢君的心懷。忽必烈也深知此理，為了達到他自己最大的勝局，在他有一定的權力基礎之後，就非常注重招賢納士的工作，並給他們一定的權力，讓其施展各自的才華，為他所用，取得了良好的操縱效果。
中國的儒人文士們也許由於從小就浸泡在“三綱五常”的海洋裏，因而所追求的最高理想不過是一生能夠有所知遇，仕途通暢，能夠施展自己的才能。因而，對他們所尊重的君主，他們總是報以畢生的忠誠與才能；一旦他們找準了一個政治立腳點，就會至死不渝地貢獻出他們的智謀、才能，必定要使自己成就一番大事而後安。中國的文人們就是在這尋尋覓覓中，完成了自己與某一賢君或政治集團的結合。
對此，忽必烈這位深懂漢文化的君主也是心知肚明的。因而，在他即位的前後，便不斷地向處於徘徊、彷徨之中的北中國的士人們發出了延攬禮遇的信號，而士人們被他的精誠所感動，也毫不吝嗇地幫助他這位當時還未成氣候的藩王。他們非常樂意地想把忽必烈改造成漢統的繼承者，以便完成他們畢生所追求的出將入相的理想，從而使得他們在金朝、南宋所遭受的冷遇得到一個補償。如果用現代政治術語來表示的話，這也不啻是一種政治文化的“侵略”吧。而實際上，忽必烈在許多方麵的確被漢儒、文士們在不知不覺中改造過了，盡管他不時地在許多場合表現出蒙古族的思維、處事方式。從他接受並願意聆聽漢人文士們教誨的那一時刻起，命運也就注定了他一生中要按博大精深的漢族政治、文化模式來統治國家，因而，禮賢下士，也就很自然地成為他慣常使用的政治手段了。
從前麵的敘述中，完全可以看出即位後時值中年的忽必烈已經從一個“思大有為於天下”的藩王真正地變成了一個能夠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的皇帝，懂得了“人才乃治之本”、“下治亂，係於用人”的道理，立下要尋求像魏征、曹彬那樣輔佐人君成就為一代明君的人才的雄心壯誌。
考察忽必烈的畢生事跡，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說，是中統建元將他的禮遇人才的理想真正變成了現實。我們看一下他即位後的大舉動、大手筆，也就不難明白了。
即位之初，他便發出了“舉薦遺逸來求得隱跡的士人，擢拔茂異以得非常之人”的政治信號來延納人才，揭開了他禮賢下士、延攬人才的第二道序幕。而第一道序幕是他在治理漠南時所拉開的，但由於政治地位的局限，他還不能明目張膽，隨心所欲、大張旗鼓地搜羅人才，也不可能在政治上給他所延納的文士們以明正言順的職位，隻能屈居於幕僚之席。而此刻，今朝非比往昔。
對他有授業解惑之恩的許衡，中統年間被召，便被授予懷孟路教官之職，不久又改任國子祭酒等重職，無奈許衡不喜做官，忽必烈便親自為他選擇蒙古弟子讓他進行教育，後許衡多次請求還鄉，忽必烈都不準奏，因為他實在舍不得許衡這樣的人才離開自己的身旁。
像曆代重視愛惜人才的英主明君一樣，忽必烈為贏得士人們的好感，在帝國的朝廷內也曾營造了一個尊士、敬士的氛圍，以便多征求到人才。為此，他曾多次頒布征召士人及其他各方麵人才的詔令。至元十八年，忽必烈頒布了征召前代賢才能人的後代，以及儒士，醫生，精通卜筮、天文曆法、術數和知名的隱逸士人的詔令，這次征召範圍之廣，是以前所不曾有過的，反映了忽必烈急切需要人才的心情。為此，他高興地采納了他的親信侍衛鄂爾根薩裏提出的應該招致山澤道藝之士以備任使的建議，派遣使者到各地訪求賢才，並且專門建立了集賢館來儲蓄被訪求來的人才，任命德高望重的司徒撒裏蠻出任了集賢館長官一職。可見，他對征求人才的工作是非常重視的，其措施也是較為切實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