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誠乃人生大廈之基，公生明而廉生威，忠、公、能三者兼備，是衡量一個人才的基本標準、也是用人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雍正要求大臣“小事小料理，大事大振作”，說明不能在小事上糊塗，在大事上無所作為。
任何人都不可能完美無缺，在工作中選用或使用好一個人，就是揚其長避其短，使其深藏的潛能得以充分發揮，這既是一種方法問題，也是一種事關大局的方針和原則。而用人之長都有一個共同點，這就是用人法則。在雍正看來，這個法則就是忠、公、能三者兼備，這是衡量一個人的基本標準，也是用人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
首先是“忠”的方麵。
擁有一顆忠誠之心是曆代君王對大臣們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們現實工作中必須具備的個人素養。一個口是心非貌合神離的人，恐怕隻會給上司帶來麻煩而不是創造效益；一個朝三暮四，這山望著那山高的人，一個粗枝大葉，虎頭蛇尾的人，恐怕都是與“忠”背道而馳的，同時也是任何人都無法容忍的。
要想使一個國家乃至社會團體、單位長治久安，必須起用具有忠誠品質的人才，“忠”乃創業之本。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乃至一項事業就像是一座大廈，沒有“忠”的基石做鋪墊，那麼這座大廈就有傾塌的危險。雍正登位之初，皇室勾心鬥角、人心惶惶，加之各地叛黨揭竿而起，在這風雨飄搖的危難時刻，任用忠臣就成為雍正從政的當務之急。
檢驗一個人的忠誠與否要從零碎小事做起，雍正就是這樣一個細察臣心的高手。例如戶部郎中李衛，年僅二十有餘，官微身賤，然而雍正並沒有因此將此人看扁，而是從細微小事中發現他和提拔他。當時有一位親王在管理戶部，每次收錢糧一千兩時，加收平餘十兩以挪作私用，李衛知道後就勸這位親王改正，然而這位親王仗其權勢，根本不把李衛放在眼裏。於是李衛便在戶部大堂設一個錢櫃，專收多餘錢財，並在櫃子上標明“某王盈餘”，把這親王搞得非常難堪，便就此罷手，在這件事中，雍正相中的正是李衛對自己的耿耿忠心，對工作恪盡職守，於是馬上任李衛為雲南鹽驛道，二年升布政使，三年任浙江巡撫，李衛連升三級，可謂青雲直上，仕途春風得意。一時間在朝廷內引起強烈反響。
雍正大帝期望官員們的忠誠要勇於付出而不求回報，“但盡臣節所當為，何論君恩之厚薄。”實際上就是要臣子們擁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高風亮節。正因如此，官員們對君主忠誠的深淺程度成為雍正提拔任用的一個重要法碼。
其次是“公”的品質。萬事“公”為先，這才是一個集團事業成功的關鍵。在雍正的眼裏，好的官員和人才，就是要辦起事來“公”字當頭，不徇私情，做任何事情都要總攬全局，胸懷團體，放眼前景而不去斤斤計較個人一時一地的利害得失，總之，要擁有一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寬闊高遠的胸襟。
判斷一個人是否持心為公的標準，就在於看這個人辦事的原則、立場和態度。在這方麵，雍正反對那種沽名釣譽、投機鑽營、華而不實的欺下瞞上的做法。古往今來，有兩種“天下為公”的作風，不妨在這裏作些闡釋。
一種我們稱之為好好先生，辦起事來圓滑世故，八麵玲瓏左右逢源，對誰都不得罪，和稀泥、拉選票，假仁假義，這種明哲保身的做法實際上對集體有百害而無一利，看似為公實則為私。然而我們應該看到，這種人有時口碑卻很好，猶如變色龍和兩麵派，如果不仔細分析透視就無法識其“廬山真麵目”。雍正對這類朝臣、封疆大吏是頗有見解和深有城府的，如評價江南總督查弼納、雲南巡撫楊名時、江蘇巡撫張楷等“操守雖清，而皆稍顧惜情麵將就求容悅於人，故內外之人稱譽之者甚多。”因此，對於這種假公濟私的人我們要格外小心，不要偏聽偏信，不要被他的隻奉承攪拌的迷魂湯所暈倒和陶醉，而更應該求真務實，觸及實質。
另一種人是真心為公卻時常出力不討好的謙謙君子。正如雍正評價田文鏡、楊文乾、李衛等那樣“實心任事，整飭官民，不避嫌怨……”這種人為了公事不怕得罪人，棄卻個人利益於不顧而堅持秉公執法，這才是一心為公的典範。
除此之外，雍正還提拔重用一批如胤祥等才能政績俱佳的寵臣，他們才智過人能力出眾，在同行中出類拔萃、脫穎而出，為雍正穩坐朝政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忠、公、能”三而合一，就像是一台高速運轉的發動機，它給一個集體事業的騰飛插上翅膀。同時，忠、公、能又像是一個錯落有致的點，共同構成了三維畫麵，猶如鐵三角牢牢地鞏固了雍正的統治核心。雍正是一個深諳此道的用人高師，他將三者有機地滲透到工作的各個層麵，在實行除舊布新的改革大潮中穩立潮頭而立於不敗之地。同時，“忠、公、能”的用人法則也同時造就了一批寵信和忠臣，他們在曆史的舞台上各顯身手，奏響了一個時代多姿多彩的交響曲。天下最為超群的謀算術十五乾隆：洞察是非為管理第一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