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華“助燃”郭沫若
人物春秋
作者：楊建民
一
1919年9月之前，後來被人譽為一代文豪的郭沫若，在文學實驗方麵是頗不成功的。他的第一篇小說《骷髏》及其他一些翻譯稿件，都慘遭退稿命運。但是，在這一年的9月11日，他的兩首新詩《抱和兒在博多灣海浴》《鷺鶿》刊出了。“看見自己的作品第一次成了鉛字，真是有說不出的陶醉。這便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刺激。在1919年的下半年和1920年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個詩的創作爆發期。”（《創造十年》）
在此之前，郭沫若寫過許多新詩，這些詩深受泰戈爾的影響。但是，當時的中國詩壇，還幾乎沒有這類詩在報刊上出現，郭沫若也就未將它們投放出去。1919年6月，在日本讀書的郭沫若與幾位同學組織了一個叫“夏社”的小團體，目的是抗日，方法是將日本報章雜誌上侵略中國的言行搜集起來，譯成中文向國內學校及報館投寄。為了了解國內報刊情況，他們便訂了一份上海的《時事新報》。這家報紙在“五四”運動之後頗有革新氣象，尤其文藝副刊“學燈”，特別風行一時。從這份報紙上，郭沫若第一次看見了中國的白話詩。其中康白情的一首《送慕韓往巴黎》叫郭沫若大感驚異：
慕韓，我來送你來了！這細雨沾塵，正是送客的天氣。這樣的風波——我很舍不得你去，但我並沒有絲毫的意思留你。你看更險惡的大平洋，其實再平靜的沒有了。朦朧的月色，照散了漫江的煙霧。聽喲！這汽船快就要叫了！他叫了出來，她就要開去，我們叫了出來，我們就要做去。慕韓，你去了？——……
這樣說話般的，平白的句子也是詩嗎？如果這也是詩的話，“那麼我從前做過的一些詩也未嚐不可以發表了。”在這樣的情緒導引下，郭沫若便將自己頭一年作的《死的誘惑》《新月與白雲》《離別》以及其他幾首新作一股腦寄給了《時事新報》的“學燈”副刊。
郭沫若趕得巧了。就在他訂閱《時事新報》的1919年8月，當時該報“學燈”副刊的主編郭虞裳，受該報負責人張東蓀的委托，慕名聘請宗白華協助編輯“學燈”。宗白華當時也隻是20歲出頭，但他在哲學研究方麵已經頗有造詣了，對文藝也有自己相當新潮的見解。所以，在他負責“學燈”不久，副刊上便出現了康白情“他叫了出來，她就要開去，我們叫了出來，我們就要做去……”這樣叫郭沫若“大感驚異”、與過去舊體詩歌截然不同的新體形式。
這年的9月，宗白華從來稿中，發現了寄自日本福岡、署名“沫若”的幾首新詩，極為欣賞：
兒呀！你快看那海的銀波，/夕陽光裏的大海如被新磨。/兒呀！你看那西方山影罩著紗羅，/兒呀！我願你的身心像海一樣的光潔，/像山一樣的青疏！”（《抱和兒在博多灣海浴》）
他立即安排發表了出來。郭沫若見到自己的稿子見報後，極為振奮，於是把自己先前寫成的稿子陸續寄了過去。很快，這些稿子也發表了。由此，郭沫若的創作欲望得到很大的激發，他進入了一個創作噴發時期。後來收入《女神》詩集中的詩歌，絕大部分都是這個時段創作發表在《時事新報》“學燈”副刊上的作品。
郭沫若詩歌創作前期，受印度詩人泰戈爾的影響特別大。他最早創作並發表的一批詩歌，大都是泰戈爾式的輕盈、清暢風格。就在他開始給“學燈”投稿時，他無意間買到日本有島武郎介紹三位藝術家的《叛逆者》一書。這三位藝術家中，給了郭沫若強烈鼓蕩的是美國詩人惠特曼。惠特曼的詩風是狂風暴雨般的，奔放而雄渾，極容易攪動年輕人的心。此時的郭沫若，由於詩歌找到了傾瀉（發表）的通道，自己的熱情和詩潮便最大限度地釋放了出來：《立在地球邊上放號》《晨安》《地球，我的母親！》《匪徒頌》《鳳凰涅槃》……一批中國現代詩歌史上極傑出的詩作出現了。
二
在這個過程中，“學燈”年輕編輯宗白華給郭沫若的支持是絕大的。甚至可以說，他是郭沫若這一大批作品最直接的催生者。宗白華擔任“學燈”編輯雖隻有不到一年時間，但他幾乎是空前地，幾乎每期都發表郭沫若的作品。詩歌力圖每期都有，其他一些翻譯作品，如郭沫若所譯《浮士德》中老博士在中世紀的書齋中，訴說學智枷梏束縛的獨白；惠特曼詩《從那滾滾大洋的群眾裏》等等，也都隨時發表。其他無論郭沫若的論文，所作小說，也都無一例外地大量占領篇幅。1920年元月開始，“學燈”取消了“新文藝”欄，開辟“新詩”欄目。這個欄目幾乎專為郭沫若特設。“因為在民八、民九（本文筆者按：1919至1920年）之交的《學燈》欄，差不多天天都有我的詩。”（郭沫若《我的作詩的經過》）不止此，有多天，他人一律規避，全留給郭沫若一人。一個整版接一個整版，破天荒地用來鼓勵和展示郭沫若的才華。
宗白華對郭沫若欣賞到何種地步，我們不妨借助他當時給另一位朋友田漢的信函來看看：“我現在煩悶得很，無味得很，上海這個地方同我現在過的機械的生活，使我思想不得開展，情緒不得著落，意誌不得自由……但我近有一種極可喜的事體，可減少我無數的煩惱，給與我許多的安慰，就是我有得著一個像你一類的朋友，一個東方未來的詩人郭沫若。”自己思想、情緒、意誌不佳，卻因為發現了郭沫若而得到了許多的安慰。這真是一種別有意味的誇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