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傅斯年為梁家兄弟討來多少款子，吳荔明說：“因為當事人都已經謝世，無法妄測，隻有耐心等待相關檔案後才能真相大白。但是，林洙舅媽記得二舅曾告訴過她：收條是傅孟真代寫的。……傅斯年為思成、思永兄弟送來的這筆款子，無疑是雪中送炭，二舅媽林徽因和三舅思永，從此生活質量有了改觀。”（南按：林徽因去世七年之後，梁思成於1962年與清華建築係女同事林洙結婚。）
為了證明傅斯年確實送來了款子，吳荔明還引用梁思成給美國駐華好友費正清的信做補證，梁氏在信中寫道：“你們可能無法相信，我們的家境已經大為改善。每天生活十分正常，我按時上班從不間斷，徽因操持家務也不感到吃力，她說主要是她對事情的看法變了，而且有些小事也讓她感覺不錯，不像過去動不動就惱火。當然，秘密在於我們的經濟情況改善了。而最高興的是，徽因的體重兩個月來增加了八磅半。”[23]
吳荔明的這個推測，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也有令人困惑之處，從梁思成致費氏的信中看，內中並未述及傅斯年送款之事，而後來費正清夫人費慰梅在寫梁思成與林徽因的傳記中，引用這封信之前是這樣說的：“可是，他（梁思成）已不再像從前那樣無憂無慮。他現在成了管理者，一個什麼都得管的‘萬事通’，奔波在李莊和陪都之間籌集資金，成天忙於開會和聯係人等等，而不是從容不迫地專注於他的研究、繪圖和田野調查。”[24]從這段記載分析，似乎費慰梅更傾向於梁家生活的改善是梁思成本人奔波的結果。
當然，要徹底推翻吳荔明的論斷是困難的，除了林洙一麵之詞外，最能證明梁家得款的證據是林徽因在給傅斯年信中那句話：“希望詠霓先生會將經過略告知之，俾引見訪謝時不至於茫然。”倘若梁家未見成果，何以憑空生出“引見訪謝”之意？
這個謎團湮沒了60多年後，於21世紀初有了破譯的線索。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得知翁文灝日記有一部分收藏於台灣“國史館”，經與翁的家屬和台灣方麵溝通，特派研究員李學通前往查閱核校。李從翁氏1942年的日記中發現了如下兩條記載：
9月16日，訪陳布雷，談梁思成、思永事。又談魏道明為駐美大使，美方頗為不滿。
9月28日，接見周象賢、Fitzroy、周茂柏、李允成、黃人傑、張克忠、胡禕同、周國劍（送來蔣贈梁思成、思永貳萬元正，餘即轉李莊傅孟真，托其轉交）。[25]
如果沒有相抵牾的推理，這兩條日記就是梁氏兄弟得款過程和數目多少的鐵證，其操作程序當是朱家驊與時任國民政府經濟部資源委員會主任的翁文灝（詠霓）商談，由翁找蔣介石侍從室一處主任陳布雷，再由陳向蔣呈報，蔣介石以他自己掌控的特別經費贈梁氏兄弟二萬元，以示救濟——這個環節得以破譯，上述三封信便可通解。
有一點必須提及的是，從傅斯年上書到蔣介石贈款的五個月裏，梁家兄弟的生活特別是梁思永的病情一直有惡化的趨勢，必須隨時用藥物控製。而除了史語所有個醫務室和一位被同人稱為“白開水”的專職醫務人員（南按：據石璋如說，每當同事到醫務室看病，這位老哥就說多喝白開水，於是大家便送了他一個“白開水”的綽號），要從外部購點藥困難重重，傅斯年隻好以割腕斷臂的方式打起了內部主意，而這個主意產生的後果，正如8月6日傅斯年給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葉企孫信中所說：“又雲弟平日辦此所事，於人情之可以通融者無不竭力，如梁思永兄此次生病，弄得醫務室完全破產”，“為思永病費，已受同仁責言”。又，8月14日信：“本所諸君子皆自命為大賢，一有例外，即為常例矣。如思永大病一事，醫費甚多，弟初亦料不到，輿論之不謂弟然也。”[26]
由此可見，為了挽救梁思永的生命，傅斯年以他特有的霸氣加梁山好漢的哥們義氣，把醫務室本來並不厚實的家底，幾乎全部傾注在了梁思永身上，從而出現了史語所同人不滿和各種輿論滋生的狀況，而傅斯年本人也感到進退不得，頗為惱火。事實上，在如此艱苦卓絕、生死茫茫的緊急關頭，因一個人的病情把整個史語所同人、家眷所依靠的醫務室弄得破產解體，這對全所人員造成的惶恐是顯而易見的，輿論對傅氏的做法不以為然，甚至非議也是一種必然。若不如此，才是不可思議的。看來，即便是在別人眼裏手眼通天、霸氣衝天、牛氣衝天的“三天”之才傅斯年，麵對梁家兄弟這種特殊的情形，也有點力不從心。幸運的是，因有了蔣介石贈送的這筆款子，來回奔波的傅斯年，總算可以抬頭挺胸抹幾把額頭上的汗水，長籲一口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