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中國人口流動大增，“外來戶”與當地土著或私下稱作“土包子”之間不團結鬧矛盾，或暗中較勁兒的現象普遍存在。在當時國民黨統治的西南邊城昆明如此，而共產黨控製的陝北黃土窯洞依然若是。當時的左翼作家茅盾在晚年撰寫的回憶錄中，就曾敘述過抗戰期間自己在昆明與顧頡剛、朱自清、聞一多、吳晗等人交談的情形。據說茅盾曾讓朱自清派人去找過冰心，正好冰心外出不在家，未能參加。談話不久，茅盾就發現所謂的“外來戶”與“土包子”之間不團結的問題，遂當即決定“把話題轉到外來文化人與本地文化界如何聯絡感情加強團結的問題”。參加談話的顧頡剛在發言中說：“大家步調一致是對的，但把單方麵的意見強加於人就不對了”雲雲。（《我走過的道路》，茅盾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出版）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針對顧頡剛在《益世報》上弄出的那個《邊疆》周刊以及登載的文章，傅斯年通過對昆明社會各階層思想現狀分析，清醒地意識到民族矛盾是一個極為重要和敏感的問題，從團結的大局出發，毫不客氣地給予了批駁。傅在致顧頡剛的信中這樣說道：
有兩名詞，在此地用之，宜必謹慎。其一為“邊疆”。夫“邊人”自昔為賤稱，“邊地”自古為“不開化”之異名；此等感覺雲南讀書人非未有也，特雲南人不若川粵人之易於發作耳。其次即所謂“民族”。猶憶五六年前敝所刊行淩純聲先生之赫哲族研究時，弟力主不用“赫哲民族”一名詞。當時所以有此感覺者，以“民族”一詞之界說，原具於“民族主義”一書中，此書在今日有法律上之效力，而政府機關之刊物，尤不應與之相違也。今來西南，尤感覺此事政治上之重要性。夫雲南人既自曰：“隻有一個中國民族”，深不願為之探本追源；吾輩羈旅在此，又何必巧立各種民族之名目乎！今日本人在暹羅宣傳桂滇為泰族Thai故居，而鼓動其收複失地。英國人又在緬甸拉攏國界內之土司，近更收納華工，廣事傳教。即迤西之佛教，亦自有其立國之邪說。則吾輩正當曰“中華民族是一個”耳，此間情形，頗有隱憂。迤西尤甚。但當嚴禁漢人侵奪蕃夷，並使之加速漢化，並製止一切非漢字之文字之推行，務於短期中貫徹其漢族之意識，斯為正途。如巧立名目以招分化之實，似非學人愛國之忠也。
針對這一論點，傅斯年正告顧氏：要盡力發揮“中華民族是一個”之大義，證明夷漢之為一家，並以曆史為證。“即如我輩，在北人誰敢保證其無胡人血統，在南人誰敢保證其無百粵苗黎血統，今日之雲南，實即千百年前之江南巴蜀耳。此非曲學也。”又說：“日前友人見上期邊疆，中有名幹城者，發論雲：‘漢人殖民雲南，是一部用鮮血來寫的爭鬥史。在今日，邊地夷民，仍時有叛亂情事。’所謂鮮血史，如此人稍知史事，當知其妄也。友人實不勝駭怪，弟甚願兄之俯順卑見，於國家實有利也。”（《傅斯年全集》，第7卷，歐陽哲生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當此之時，顧、傅二人因在廣州中山大學時代和後來的一係列矛盾，早已割袍斷義，互不來往。但為民族大義計，顧接信後，聽從了傅的勸說，即作《中華民族是一個》的長文刊於周刊。顧氏如此說，當然不是屈服於傅的壓力，而是一種外力警醒下的自覺。當時雲南的政治情形正如本地出身的學者楚圖南在後來回憶中所言：除蔣介石的“中央”與雲南省掌門人龍雲的“地方”之間控製與反控製的矛盾之外，在文化教育界，已經產生了“本省人和外省人，雲大與聯大之間的隔閡”，以及“高級知識分子之間如留美派、留歐派、洋教授和土教授等門戶之見”。（楚圖南《抗戰期間雲南的民盟工作和民主運動》，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西南》，政協西南地區文史資料協作會議編，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正是鑒於這一錯綜複雜的情況，顧頡剛在自傳中說道：“因為我到西北去時，在民國十七年回民大暴動之後十年，在這暴動區域裏，處處看見‘白骨塔’‘萬人塚’，太傷心慘目了，經過十年的休息，還不曾恢複元氣，許多的鄉鎮滿峙著禿垣殘壁，人口也一落千丈。到西寧時，一路上看見‘民族自覺’的標語，這表示著馬步芳的雄心，要做回族的帝王。我覺得如果不把這種心理改變，邊疆割據的局麵是不會打破的，假借了‘民族自覺’的美名，延遲了邊民走上現代化的日期，豈不是反而成了民族罪人。所以發表這篇文字，希望邊民和內地人民各個放開心胸，相親相愛，同為建立新中國而努力，揚棄這種抱殘守缺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