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在1939年2月7日的日記中寫道：“昨得孟真來函，責備我在益世報辦邊疆周刊，登載文字多分析中華民族為若幹民族，足以啟分裂之禍，因寫此文以告國人。此為久蓄於我心之問題，故寫起來並不難也。”在這篇文字裏，顧氏主張“中國沒有許多民族，隻有三種文化集團——漢文化集團、回文化集團、藏文化集團。中國各民族經過了數千年的演進，早已沒有純粹血統的民族。尤其是‘漢族’這名詞，就很不通，因為這是四方的異族混合組成的，根本沒有這一族”。後來顧頡剛在自傳中回憶說：文章發表後，“聽人說各地報紙轉載的極多，又聽說雲南省主席龍雲看了大以為然，因為他是夷族人，心理上總有‘非漢族’的感覺，現在我說漢人本無此族，漢人裏不少夷族的成分，解去了這一個症結，就覺得舒暢多了”。（《曆劫終教誌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顧潮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
顧文的刊發，令當地土著和省主席龍雲等甚感滿意舒暢，傅斯年當然也樂意看到這一結果，寫信謂顧氏深明國家民族大義並加以讚揚。為此，二人的心又拉近了一步。當時在西南聯大任教的史學大師陳寅恪也同意傅、顧的觀點，認為外來的知識分子不要亂說一些夷漢籍貫之事。如雲南史學家方國瑜請陳寅恪以及顧頡剛、姚從吾、向達、方豪等人吃飯。席間，方豪問方國瑜，雲南的方姓是從哪裏遷來的。方國瑜答：“我桐城方氏的後裔。”飯後，顧頡剛告訴方豪：“方國瑜是麼些人（南按：雲南少數民族稱呼），說是桐城方氏後裔，隻是麵子好看些。”陳寅恪便提醒方豪：“我們萬不可揭穿他，唐代許多胡人後裔，也用漢姓，也自道漢姓始祖何處。”（《陳寅恪編年事輯》（增訂本），第226頁，蔣天樞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意想不到的是，就在大家以抗戰團結為重，盡量避談夷漢民族之別，並對傅、顧的學術觀點群聲叫好之時，卻惹惱了另一個山頭的派係，為首者乃吳文藻，馬前卒乃吳的學生費孝通。
吳與費同在雲南大學社會學係，費做吳的助手，當時吳文藻是屬於中英庚款基金會派往雲南大學的，因而吳氏挾庚款之聲威，與費孝通輩聯合一幫師生和所謂的“民族學家”，在昆明搞了一個號稱“民族學會”的山頭，並扯出大旗，占山為王，有聲有色地鬧將起來。眾所周知的是，以傅斯年為首的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本來就有一個聲望頗大的民族人類學組，其人員由大字號“海龜”吳定良、淩純聲以及著名學者芮逸夫等人構成，這個組至抗戰爆發時，已遍走中國大部分地區，特別對東北與西南地區少數民族有廣泛的調查研究，並動用了當時世界最先進的攝影機進行實地考察拍攝。這就是說，此組無論是人員還是裝備都在全國獨樹一幟，沒有任何一個同類團體和個人可以匹敵。在這樣的背景下，吳文藻、費孝通欲在雲南邊陲拉杆子立山頭樹大旗，這自然就被傅斯年與學術界同人看作是對史語所甚至整個中央研究院的挑戰。
傅斯年眼看吳、費之輩高舉的大旗在雲南高山峽穀中飄揚開來，並對自己所屬的陣營來了一個先發製人式的打擊，公開在報上駁斥傅、顧之說，宣稱“中華民族不是一個”。傅斯年一看，自是怒火攻心，立即意識到吳、費等“民族學家”的言論，將在雲南產生極其不良的社會影響，弄不好會產生新的亂子，引起複雜的民族糾紛，必須立即想法截斷這股勢力。根據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兵家戰略，傅斯年采取後發製人的戰術決策，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開始向吳、費聯盟反擊，於是有了顧頡剛與傅斯年關於“中華民族是一個”的主題論文發表。兵鋒所指，一目了然。已經占山稱王的吳文藻見顧、傅集團揮刀弄槍地向自己砍來，頗不服氣，認為顧、傅聯盟構築的理論堡壘乃牧豎之妄語，必須以“替天行道”的豪氣與正氣，堅決、徹底、幹淨地給予毀滅性打擊。於是，吳文藻親自秉燭焚香，籌劃密謀，坐鎮指揮，遣費孝通為大將，高擎“民族學會”的大旗，呼喊著“為學問而學問”，以及“學問不為政治服務”的口號，率領部分精兵強將一路喊聲震天地殺出山門，欲掃蕩顧、傅聯盟堡壘。麵對來勢洶洶的敵對勢力，傅斯年揮舞令旗，急速從西南聯大、北大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等陣營調兵遣將予以迎戰。因吳氏敢於較勁稱王的底氣來自有美金英鎊支撐的中英庚款董事會，而當時該會的董事長是由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兼任，總幹事為杭立武，傅斯年便采取釜底抽薪的狠招，立即密函朱家驊、杭立武二位錢權在握的掌門人，揭露吳、費之謬說，痛陳其妄為，曆數思想觀點之荒唐，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之危害，要求朱、杭二人緊急將吳氏他調，以免破壞民族團結，發生不測之事端，借機達到將來犯之敵一舉擊潰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