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信中可以看出，前天晚上的交談，傅斯年除了給予同情、理解和好言相慰，還為李濟想出了一些解脫之法，如到西北地區進行田野調查等，以緩解對方的精神壓力與惡劣的情緒。但一直處於極度痛苦與悲傷中的李濟，雖被傅氏的真誠與熱情所感動，終未能回心轉意。三天之後，傅斯年回信，再次以誠摯坦率之言勸慰：
惠書敬悉，深感！深感！大約四十為一大關，過此不能不寶愛時光矣，弟之大症，有一好處，即能辭去總幹事也。雖今日治學未必有望，而在總幹事任中必無望。援庵①之“開快車”（彼亦同感而言），寅恪之“損之又損”②，前者弟不能，後者弟亦求其如是矣。兄目前之事，不在博物院，而在精神之集中。博物院事，似乎辦事人不比史語所少，兄可不必多操心（此人勸我語，兄或鑒於裘事③，然彼等事不能再有？亦不可有反常之心理也）。安陽報告固為一事，此外似尚須有一大工作，方可對得起此生。弟所以勸兄一往西北者此也。總之，治學到我輩階段，無所著述，甚為可惜。兄之一生，至少須於安陽之外再有一大事，方對得起讀書三十年也。然西北不過是一法；其他亦有法，要看戰事如何耳。我之一病大約是一無結局，故此等問題多不敢想也。[2]
傅斯年推心置腹的一席話，令李濟不好意思再僵持下去，隻好帶著一顆悲傷、抑鬱、孤獨的滴血之心，在史語所考古組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之間艱難支撐。就當時的情形言，無論哪一個方麵，都不容許李濟輕易對嘔心瀝血為之經營的事業撒手不管。何況此時以史語所為主體組織的西北科學考察團之事正在緊張地籌劃之中，中央博物院的主力人馬，對岷江流域彭山一帶的田野發掘剛剛取得大捷，並醞釀對牧馬山墓葬進行大規模發掘。頭戴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組主任、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兩頂“官帽”的李濟，此時如同幹手插進濕麵裏，想抖摟得一幹二淨幾乎是不可能的。曆史給予他的，隻能像在駐美大使任上的胡適自嘲的那樣：“做了過河卒子，隻能拚命向前。”
早在1941年春，受“西北考察熱”影響，在李濟倡議下，經傅斯年、朱家驊及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陳立夫等實權派要員批準，擬組織一個西北科學考察團和川康古跡考察團，對西北敦煌一帶和四川、西康兩省的古跡做一次大規模調查和發掘。西北科學考察團由中研院史語所、中博籌備處、中國地理所三家合作，並從西南聯大文學院抽調以研究中西交通史聞名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導師向達（覺明）出任團長。由於事涉多家機構，此事一直在不間斷的聯係、組織中，遲遲未能成行。而川康古跡考察團卻較為順利地按計劃實施起來。
川康古跡考察團由抗戰期間流亡李莊的中研院史語所、中博籌備處、中國營造學社三家機構聯合組成。考察團以吳金鼎為團長，全麵主持工作。1941年1月，吳金鼎率隊赴敘府一帶做考古調查和發掘，並在較短的時間內，就發現南溪葬地、九家村崖墓、雙江頭、舊州城等遺址。同年3月至4月，考察團由敘府沿岷江而上，至成都及周邊地區，在新津發現堡子山葬地、舊縣城故址。繼而在彭山發現蔡家山葬地、雙江葬地，在溫江發現古城埂遺址，在成都發現青羊宮葬地，在郫縣發現馬鎮古城等頗有考古價值的遺址。
調查工作告一段落，考察團成員撤回李莊休整。1941年5月，吳金鼎再度率中央研究院考察團自李莊乘船溯江而上，沿湍急的岷江直奔彭山而去。
當考察團一行抵達彭山地區後，經過調查走訪，發現此處山嶺相連，古跡頗多。自漢代始，隨著各類墓葬製度和喪葬風俗的興起，彭山縣境成為四川漢代崖墓分布最為廣泛、密集的地區。考察團將地理方位與崖墓的分布情況做了大致了解後，決定以彭山縣城東北約五公裏，位於武陽江、府河與岷江交彙處的江口一帶群山定為考察重點，並把江口鎮東南一座名叫寂照庵的寺廟作為工作站安營紮寨。此後以江口附近山中崖墓為起點，開始一路向西連排式發掘。盡管考察團人數不多，卻是一支意氣風發、才華橫溢的精銳之師，尤其吳金鼎、曾昭燏、夏鼐三人，作為中央博物院乃至整個中國考古與博物館界最明亮的新星，橫亙於中國西南知識分子群落之中，光彩奪目，令人無法忽略他們的存在。而三人周身散發出的強勁勢力與剛健鋒芒，以及從大洋彼岸帶來的最為新鮮的蔚藍色思想與科技之光，也將隨著此次調查發掘，在中國西南地區創造出前所未有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