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金鼎與城子崖遺址
作為本次考察團團長的吳金鼎（字禹銘），與傅斯年雖同為山東人，但身材短小，不善言辭，生性靦腆，有時在陌生人麵前還偶露幾分羞澀，全然沒有傅斯年膀大腰圓、虎氣生生、揮斥方遒、激揚文字的山東大漢形象。在外形特征上，如把傅、吳二人比作水泊梁山好漢中打虎英雄武二郎與在陽穀縣街頭賣燒餅的大郎弟兄，當然不確，因為這對吳金鼎似缺乏公道和人文關懷。但若把傅譽為山東大漢，把吳稱為山東小漢，應是符合實際並說得過去。盡管吳氏身材矮小，身子骨卻壯健結實，脈管裏流淌著山東人倔強直行的血性，倘若打起架來，可與一般壯漢較勁對敵，三拳兩腳難分勝負，很可能還會把對方撂倒，這一特色算是多少彌補了五短身材的缺憾。
或許是吳金鼎與傅斯年在身材、性格、教育背景及思想等各方麵相差太大，二人斷斷續續相處的十餘年裏，傅氏似乎一直不把吳金鼎放在眼裏，不但缺少對這位既是後學又是同鄉的關照，反而在李莊期間，還表現出令吳氏不快的態度和處事方式。至少可以這樣說，傅斯年與吳金鼎在感情上未曾建立過個人友誼並為對方傾心過。
相對傅斯年的態度，李濟與吳金鼎的關係則顯得情同手足，非同一般。這一情形追根溯源，自然與清華時代結下的師生之誼有密切關聯。
1901年出生於山東安邱縣萬戈莊的吳金鼎，青年時代就讀於山東齊魯大學文理學院曆史政治係，在畢業之後的1926年考入清華研究院，有幸成為第二屆36名學生之一。他在清華主要追隨導師李濟學習人類學與考古學，其後在中國考古學與人類學上的巨大成就和貢獻也根植於此。據當時吳金鼎的同屆同學、後任職華東師範大學教授的戴家祥回憶說：當時“李（濟）老師所講的考古學與我們過去所講的考古，或者挖古董、收藏古董，實在相去十萬八千裏。在第二屆同學中，隻有吳金鼎一個人選擇這門專業。吳金鼎山東人，畢業於齊魯大學，看樣子實在是個木訥君子，整天拿著本巨型的外文書，據寅恪師背地對我說：‘吳金鼎英文好極了！’可是他沒有寫出論文，1927年暑假沒有拿到畢業證書。這可能是因為當時找不到一個考古發掘現場”。[3]
吳金鼎在清華就讀時研究的課題為“中國人種考”，李濟作為他的指導老師盡管隻有短短不足一年時間，但對其影響可謂至深且巨。吳氏在1938年出版的博士論文《中國史前陶器》引言中，曾透露了他醉心考古人類學的心願根植於清華，並受李濟的影響至大。吳說：“當李濟博士在夏縣史前遺址進行發掘時，我就讀於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李濟博士將其發掘所得的遺物帶回大學。從典型器物的展覽以至李濟博士及袁複禮教授在茶話會中關於發掘工作的演說都十分生動有趣，使我也不自覺地想象有一天能夠發現一個遺址，研究它，發掘它，並撰寫它的曆史。”
據清華大學檔案顯示，1927年6月7日，國學研究院召開第十二次教務會議，審查並確認是年有30名畢業生合格，並給予畢業證書。李濟也出席了會議，但合格學生名單上並沒有吳金鼎的名字。吳沒有寫出論文，戴家祥推測他在當時可能找不到一個考古發掘的現場，這個推測是否合乎當時的實際情況，有待考證。隻是吳金鼎英年早逝，沒有留下與這一曆史懸疑相關聯的說明文字，他親近的朋友如夏鼐等雖有回憶文字，但對此疑點同樣沒有隻言片語的信息透露，這給考證者增加了困難的同時，也提供了多種思考空間。許多年之後，有台灣學者名蘇雲峰者，經過對這段史實折舊翻新，寫出了下麵一段話：“李濟因主持安陽考古發掘工作及赴美參加考古學術會議，在（清華）研究院講課的時間每學期不過數周，參加研究院教務會議次數也最少，所指導的學生僅徐中舒、吳金鼎二人，在他的《感舊錄》中，無隻字談到清華研究院之事，可見他與學生之間，沒有建立起像王國維和梁啟超一般的親密關係。”[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