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氏沒有點明吳金鼎沒有拿到畢業證書，是與李濟的關照不夠有直接關係，但如果推理無誤，想來蘇氏之言應有這方麵的指向吧。那麼李濟就吳金鼎的畢業證書問題，是否像當年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行博士論文答辯時，於生死抉擇的最後一刻，大名鼎鼎的導師杜威教授隻是冷眼旁觀，任其就地倒斃不起，還是曾熱心奔波周旋？這一過程雖無確切的證據留傳於世，但從後來李濟與吳金鼎的關係看，想來不會像當年的杜威老夫子那樣絕情，對考場上“麵如死灰”的胡適視而不見，甚而見死不救。李濟至少應為此做過一定的努力，隻是最終未能成功罷了。
這一推陳出新的理由是，從可考的資料看，在後來的若幹歲月，李濟一直在鼓勵、關注著吳氏學術事業的進展。吳金鼎後來在他的著作《山東人體質之研究》一書的引言中，曾這樣說道：“民國十六年（1927）春，作者肄業於清華大學研究院，蒙李濟先生授以人體測驗之方法。同時且就地實習以資熟練。更蒙助教王以中先生之助，約於一月期間共量清華學生六十八人。此作者對於人體測驗工作之第一次嚐試也。”又說：“既而清華放假整裝回籍，濟之先生慨允以儀器借予，俾得帶回山東作長期測驗，以完我未成之工作，所期望者尚遠且大也。歸魯後任教齊魯大學，逐日疲於校課，幾無餘暇得作課外之研究。所幸於學期內尚有長短若幹假期，稍得從事工作。計自十六年秋迄十八年冬，共量二百九十一人。適濟之先生以書來，詢及所獲成績，於是乃取所有資料，核算之整理之草成《山東人體質之特質》一文，郵示先生，極蒙嘉許，十九年春來本所考古組，承先生命，取原稿重新計算之，乃成本篇。”[5]如果此話不虛，戴家祥所言應有一定的道理，吳金鼎可能就是因為沒有完成論文而未拿到畢業證書。
想來1927年那個酷熱的夏季，吳金鼎是帶著悵惘和些許的遺憾之情離開清華的。走出校門後，他返回母校齊魯大學做了一名助教。這個抉擇，除他本人內心的故鄉情結，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山東跟其他中國北方多數省份一樣，有相當豐富的古代遺跡，自新舊石器時代一直到漢代的古代遺物，幾乎在每一個縣區均可發現。既然吳氏有誌考古學與人類學的研究，選擇有機會進行考古工作的齊魯大學並不令人感到意外。
在齊魯大學任教期間，吳金鼎利用業餘時間到野外做田野考古調查，並進一步堅定了他畢生從事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研究的路向。他在《平陵訪古記》中曾這樣描述自己在1928年4月4日第二次踏勘龍山遺址後的心情：“自此之後餘始確切認定此遺址，包含層中所蘊蓄之重大意義。而餘之興味自此不知不覺亦為之轉移，平陵研究之熱忱漸趨冷淡。嗣後所讀參考書多關於新石器時代之文化。餘暇所思念者，亦多為石器時代人之生活狀況。蓋餘已認明此龍山遺址，確為新石器時代之一村落。一部古代史跡深藏黃土壟中。嗣後餘將犧牲所有餘暇，盡吾全力以求此遺址之了解。”[6]
平陵訪古是吳金鼎涉足田野考古的起點，也是他人生曆程的重要轉折點。1928年，當吳金鼎前往山東平陵進行考古調查時，就注意到城子崖一台地有異於尋常的堆積——這是發現偉大的龍山文化一個高亢嘹亮的前奏。後來經過多次探查拭掘，城子崖遺址埋藏的以黑陶為代表的龍山文化得以正式出現在中國考古學的序列中，並在世界範圍內引起廣泛而巨大的影響。
不能說沒有吳金鼎就一定沒有龍山文化的發現，但至少這個發現要晚一段歲月，而晚些歲月發現、發掘的城子崖遺址，在中國乃至世界考古史上是否還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並具有如此廣泛的影響，則是無法想象的。對此，李濟說得十分清楚：當“殷墟出土的實物分析出來，顯然地呈現著極複雜的混合狀態，相比的材料必須多方追求。在這類材料實現以前，殷墟出土物之意義，就不能十分明了。故史語所發掘殷墟以來即從事於類似之搜求……有了城子崖的發掘，我們不但替殷墟一部分文化的來源找到一個老家，對於中國黎明期文化的認識我們也得了一個新階段”[7]。由這段記述可以看出，龍山文化的發現適逢其時，吳金鼎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