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4日，夏鼐抵南京，至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拜見李濟，並在所中廣泛閱讀中外文考古書刊，時間長達兩月有餘。在傅斯年和李濟安排下，這年3月，夏鼐抵河南安陽，參加梁思永領導的殷墟發掘團進行考古實習，在侯家莊西北岡殷代王陵區東部，先後發掘了幾座小墓和車馬坑。其間，與石璋如、劉燿、胡福林等考古人員相識。又遇及由傅斯年陪同前來參觀的法國漢學家、探險家伯希和（Paul Pelliot）。許多年後的1983年，夏鼐應日本廣播協會（NHK）邀請，在日本做了三次有關中國文明起源的學術講演，在談到商代文明和安陽小屯殷墟的發掘時，夏說：“我是1935年春季在安陽殷墟初次參加考古發掘的，也是我第一次到這考古聖地。那一季我們發掘西北崗墓群。發掘團在侯家莊租到幾間房住下去。因為當時盜墓賊猖狂，曾寄來匿名信，要我們不要染指他們視為寶藏的西北崗墓群，否則當心性命，所以住處的門前有威風凜凜的武裝士兵站崗。”[11]
夏鼐所言，自是安陽發掘後期的情形，而先前的發掘，其艱難險阻要比這時嚴重得多。最早駐守安陽的兵士由同情史語所考古人員處境的馮玉祥將軍所派，後來一直延續下來。兵士的進駐，在盜賊蜂起的年代，客觀上使殷墟發掘人員的生命和出土文物得到了保護，這是身處戰亂不休的年代，頗為慶幸的一件事。
夏鼐在安陽殷墟考古發掘實習期間，接受的是李濟、梁思永二人的指導訓練，因而繼吳金鼎之後，夏鼐算是從李濟直接受業的弟子。鼐，大鼎也。曆史竟是如此的巧合，此前的李濟不會想到在中國田野考古這道亮麗的星河中，竟有兩隻大鼎齊聚自己門下，並在日後的歲月領一時風騷，發出燦爛光芒。當年李濟與梁思永在美國哈佛大學學習時，皆受業於狄克遜教授並獲益匪淺，因而李、梁二人皆主張夏鼐赴美後仍投奔到狄克遜門下攻讀。不巧的是狄克遜剛好於這年病故，李、梁遂把英國倫敦大學定為中國考古學的培養基地。夏鼐征得有關方麵同意，改赴英國留學。於是，一個原本對考古學知之甚少的大學生，由於命運的安排，從留美改為留英，並由心儀的曆史學轉向陌生的考古學。
夏鼐即將赴英就讀，對同樣陌生的大英帝國，特別是即將就讀的倫敦大學充滿了好奇與遐想，而這時恰好在殷墟發掘工地上遇到了一位從這所學校臨時返回的留學生吳金鼎，二人自然地交往親近起來。對於這段經曆，夏鼐在回憶中作如是說：“我和吳先生的初度相識，是民國二十四年春在安陽侯家莊的工作站。那時他正由英國返國來搜集論文材料，偷空暇跑到我們的發掘團來看看。他的誠懇，他的模樣，初見麵時便令人心折，相見恨晚。”[12]
1935年夏季，夏鼐結束了安陽殷墟發掘實習活動，於8月7日在上海乘意大利郵船赴英國。途經香港、新加坡、科倫坡、孟買、蘇伊士運河、威尼斯，然後乘火車，於9月2日抵巴黎，3日到達倫敦。10月，正式在倫敦大學考陶爾德研究所注冊就讀。
盡管吳金鼎比夏鼐大九歲，由於同為李濟的門生，並有了安陽殷墟相識、相知的經曆，外加共同的理想與追求，二人很快結成了親密無間的摯友，在生活、學習上的相互幫助與切磋自是必然。對此，夏鼐在回憶中曾繪聲繪色地說道：“在英倫時，我和他人很少往來，但時常不惜跑幾裏路，爬上幾十級的樓梯，到他所住的三層樓小閣上去看他，一起聊天，有時在不列顛博物院中工作後一同出來，在英倫的狂霧中，並臂相偕，一麵行走，一麵談話。”[13]此段敘述，如同一幕幕電影畫麵，令人如同置身於霧都縹緲奇幻的生活中，親眼所見兩個風華正茂的東方青年學子，在霧氣彌漫飛卷的倫敦古城，於一幢幢陳舊而壯麗的樓群交織而成的街道旁側，身心充滿激情地探討著中國考古學的前景。那瘦削的背影在狂霧中漸行漸遠，若隱若現，如同他們東方祖國的命運，於政治霧幕與戰爭硝煙的裹挾中升降浮沉，前途莫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