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吳金鼎、曾昭燏主持編寫完成了《雲南蒼洱境考古報告》，作為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專刊在四川李莊出版，這本報告的特殊性在於，插圖全部用木版刻印，為考古發掘報告所罕見，從內容到形式都引起了業內專家熱情關注。作為師輩人物的梁思永更是讚不絕口，並有“像吳禹銘先生才算是田野考古學的正統派”之讚譽，並說吳金鼎著重田野考古而輕視故紙堆中的研究，為中國的考古學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雲雲。[18]
曆史行進到此處，吳金鼎成長曆程的脈絡以及他與李濟的關係也就變得清晰明了起來。這裏不妨舊話重提，試想，如果像蘇雲峰對清華國學研究院幾位導師的評價，僅憑李濟在自己《感舊錄》中“無隻字談到清華研究院之事”，就武斷地認為“可見他與學生之間，沒有建立起像王國維和梁啟超一般的親密關係”，著實有欠公允，並有信口雌黃、胡言亂語之嫌。至於台北有一位名叫李敖者，謂李濟其人的性格中“悲觀”的成分過重，“嚴肅而不可親，氣量狹窄小氣與態度跋扈專橫”“把持職位、學術資料”“師心自用，不善用人，排斥異己，唯我獨尊”，外加老而不退，後繼乏人，性格狷介，難免走上“惡惡而不能去，愛才而不能用（或不敢用）”[19]的十字街頭等等一連串“罪名”，也就不再是正常的學術批評與道德論述，而是像鄧公小平所說的某些“不懷好意”的外國鬼子一樣，完全是由咬文變成“咬人”，甚至如同得了病的小瘋狗一樣狂吠亂咬了。一位叫徐複觀的學者曾痛斥“以胡適為衣食父母的少數兩三人……豢養一兩條小瘋狗，專授以‘隻咬無權無勢的人’的心法，凡是無權無勢的讀書人，無不受到這條小瘋狗的栽誣辱罵”。其間的“小瘋狗”就是指四處咬文加咬人的李某人。
就李濟而言，他嚐謂自己“寧犯天下之大不韙而不為吾心之所不安”[20]。這個“大不韙”他沒有言明何所指，想來應包括強加在他頭上的無奈之事與無恥之辭吧。盡管許多學界中人不一定像台大考古人類學係畢業生許倬雲那樣“在李先生身上，我們看見了希臘精神和儒家修養的結合”[21]，但從吳金鼎的身上，可以看出，作為一個傳道、授業、解惑的導師，李濟對其至少是盡了自己最大心力來獎掖提攜的，假如李濟靜夜獨坐遐思，其“心”當是相“安”的吧。
如果沒有過硬的反證，可以說，若不是李濟十幾年來不間斷的教誨與鼓勵，天分並不出眾的吳金鼎取得如此令人矚目的成績是不可能的。或許正如李濟之子李光謨所言：“李濟一直把吳金鼎當作自己學術工作的接替者來看待。清華國學研究院時期所建立的一段師生情誼，亦驅使吳金鼎以李濟為自己的終身學習的對象。不論是《山東人體質之研究》的完成；龍山城子崖遺址與黑陶文化的發現；《城子崖》發掘報告的撰寫；安陽殷墟發掘的參與以至中國西南地區的考古調查工作，吳金鼎都是得到李濟的支持和鼓勵的。”[22]事不避親，其說應該算是公允和公道的。令人扼腕的是，由於吳金鼎英年早逝，失去了承接李濟學術道統的機會。倒是另一位年輕的門生夏鼐步吳金鼎之後，繼承了李濟的學術衣缽與治學路數，並在十幾年後的中國大陸創造出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輝煌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