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個局麵的形成是伴著長期的辛勞、無盡的血汗甚至生命換來的，得之並不容易。常言道，長兄如父，曾國藩未發達之時，就肩負起教導幾位弟弟的使命，並為此踏踏實實地下了一番苦功夫。晚清著名外交家兼散文家黎庶昌所編《曾文正公年譜》道光二十六年條：“公與弟國潢國華相砥礪於學，有如師友。”從其他材料還可看出，曾國藩為師的時候更多，其中不乏代父發言的威嚴和責任感。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任職於京師翰林院兼國史館協修的曾國藩寫信給家鄉的曾國潢等兄弟，謂：“予生平於倫常中，惟兄弟一倫抱愧尤深，蓋父親以其所知者盡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盡教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1]
類似這樣透著殷殷親情的家書，在曾國藩書劍飄零的一生中可謂多矣。它不僅展示了曾家這位長兄望弟成才的苦心，更在一定意義上體現了其儒家文化忠實繼承者的道德風範。在諸兄弟中，國藩與國荃二人麵相極為相似，命運也頗相同，於同日封爵開府，又都死於南京兩江總督任上——在中國近代史上，如此巧合還屬首例。
曾國藩一生崇尚功名，但更重視修身齊家之道，當他在京師任職時，接得家書，知國潢、國華兩位弟弟未得入學，頓覺悵然。他回信說：“科名有無遲早，總由前定，絲毫不能勉強。吾輩讀書，隻有兩事：一者講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以圖自衛其身。”[2]曾氏所說的“衛身”，乃修身向學，自食其力之意。又說：“衛身莫大於謀食。農工商勞力以求食者也，士勞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祿於朝，教授於鄉，或為傳食之客，或為入幕之賓，皆須計其所業，足以得食而無愧。科名者，食祿之階也，亦須計吾所業，將來不至屍位素餐，而後得科名而無愧。食之得不得，窮通由天作主，予奪由人作主；業之精不精，則由我作主。然吾未見業果精，而終不得食者也。農果力耕，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商果積貨，雖有壅滯必有通時；士果能精其業，安見其終不得科名哉？即終不得科名，又豈無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則特患業不精耳。”
曾國藩的嫡係後人及諸弟的後人，無不被這位聲震天下的大清帝國“同治中興第一名臣”光輝籠罩。而曾氏家風中蘊含的一種腳踏實地、明智的奮發精神，則是由曾國藩一手促成，此點在社會變革的時代尤顯其重要和難得。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曾國藩致信歐陽夫人，又重複了他屢屢言及的“勤儉自持，習勞苦”“修身齊家”等道理：“居官不過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長久之計。能從勤儉耕讀上做出好規模，雖一旦罷官，尚不失為興旺氣象。若貪圖衙門之熱鬧，不立家鄉之基業，則罷官之後，便覺氣象蕭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預為之計。望夫人教訓兒孫婦女，常常作家中無官之想，時時有謙恭省儉之意，則福澤悠久，餘心大慰矣。”[3]
在這種家風熏染下，曾家後人中為官者越來越少，更多的是憑一技之長在數學、化學、教育、考古學、藝術等領域，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這個轉變，不是從做官的形式中，而是從精神上使曾家達到了曾國藩所謂“福澤悠久”的功效。曾家的男性如此，女性亦然，且多有特立獨行、開風氣之先的人物，如曾國藩的曾孫女曾寶蓀（曾紀鴻一支）就是一個極好的例證。1918年，曾寶蓀與胞弟曾約農在長沙創辦教會學校——藝芳女校，後擔任過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校長，1928年出席世界基督教協進會會議，1948年被選為國大代表，名動一時，成為中國婦女自強自立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