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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燏寫這封信的時候是27歲，其思想成熟或者說對世事洞察的程度大大超過了她的同齡人，真有點當年曾國藩為官處事之老辣世故的意味。尤其是後幾句，更見其道業之深和非同尋常的魄力。夏鼐是作為清華當時唯一的留英名額，以中英庚款的名義公派到倫敦的，在他的身上肩負著傅斯年、李濟、梁思永等考古界前輩的熱切期望，以及中國考古學未來發展的前途使命，傅斯年與李濟對他自是關懷備至，殷切之情溢於書信往來之中。曾昭燏沒有這份運氣，但為中國考古學的前途和自身利害計，她內心頗有些不服氣，並對傅斯年有責怪的意味，因而便有了你“既然不憚煩地指教夏鼐”，為何不能一視同仁地也來指導一下我的怨氣與期望。可以想象的是，以曾昭燏處事之老成，如果此信是寫給李濟或梁思永等諸前輩，是斷然不會如此直白剖露心跡的。之所以在傅斯年麵前敢如此大膽地放言，是與下麵那句“您知道老聞很深”有很大關係的。此時傅斯年與俞大綵結婚已近兩年，而俞大綵的同胞姐姐是俞大絪，俞大絪即是曾昭掄的夫人，也就是曾昭燏的嫂子。既然傅斯年與曾昭掄是連襟，那俞家、曾家與傅家，就自然地具有了剪不斷、理還亂的內在親情，且傅斯年與曾昭掄夫婦私交甚篤，又加上陳（寅恪）家、俞氏家族與曾家有著三代姻親的舊故，此時的曾昭燏自然要把自己放在這一個盤根錯節的姻緣圈子裏，並以小妹的身份向傅斯年來一番略帶撒嬌式的告白。
可以想象的是，絕頂聰明的曾大小姐在倫敦大學那霧氣升騰的美麗夜晚，獨自一人在鬥室裏縱情潑墨揮灑之時，也一定感覺到了這封信所言“一切的話都是真的”，甚或覺得太過於“真”了，這才有了讓傅氏看完信立即燒掉的警示。恰恰是這最後的警示，更見出一家人不說兩家話那心照不宣的真性情，以及當年曾國藩於營中燈下密謀機要時謹小慎微、處處提防的影子——當然，信中除了真誠的道白，並沒有“不足為外人道”的狹隘自私之處，相反還真誠地透露了曾大小姐要以“為中國的考古學發展著想”的遠大理想，足見其眼光之高，胸懷之廣，氣魄之大。或許這便是傅斯年終未將信燒掉，並把這一曆史見證有意無意地留給後人參閱的原因吧。
鹹豐十一年正月十四日，曾國藩致函“少負俊才”的長子曾紀澤說：“今年已二十三歲，全靠爾自己紮掙發憤，父兄師長不能為力。作詩文是爾之所短，即宜從短處痛下工夫。看書寫字爾之所長，即宜拓而充之。走路宜重，說話宜遲，常常記憶否？”[21]這一全靠“自己紮掙發憤”“從短處痛下工夫”的精神，在曾昭燏信中亦不難看出。如此不讓須眉之氣，不知是以曾國藩為核心父權文化下女性的“他塑”，還是女性本身的“自塑”，或者兼而有之？通觀中國近代傑出女性活動的領域，多是在文學、藝術、教育、醫學等幾個門徑中來往穿梭，而曾昭燏卻從古文字學入手，最後選擇了連許多男性都望而卻步的田野考古學，而且能堅持下去，並蔚然成家，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女性奮鬥史上的一個令人驚歎的異數。
接到信的傅斯年對大洋彼岸這位翹首以盼的曾大小姐做何答複，因公示的資料缺乏，無法妄加推斷，但曾昭燏似乎沒有學習近東或巴比倫等文字，主攻方向還是中國的曆史、古文字和新興的博物館學。這個選擇除了傅斯年的旨意，恐怕與李濟的影響和指導大有關係。1937年1月21日至4月7日，李濟應英國皇家人類學研究院和大學聯合會及瑞典王儲、考古學家古斯塔夫·阿道爾夫之邀，赴歐洲講學和學術訪問，並出席國際科學聯合會總會的倫敦大會。期間，吳金鼎、夏鼐、曾昭燏陪同李濟至倫敦大學考陶爾德藝術研究所、皇家亞洲學會等處活動和講演，參觀倫敦大學考古研究所、大學學院博物館等地，並幫助李濟聯係英倫的考古界專家，先後陪同會見了伍萊、惠勒、賽利格曼、格蘭維爾等著名學者。就在李濟抵達倫敦不久，突患一場重病，住了20餘天的醫院，幸虧吳金鼎夫人王介忱與曾昭燏兩位女性悉心照料，才算康複得較好。據李濟之子李光謨說，李濟在英倫期間，與吳、曾、夏等學生過從甚密，並且“非常關心這幾位青年朋友的成績和他們的去向，時常約請他們討論，探詢他們的誌趣。他以一個長者的身份動員這幾位青年人回國後到史語所和中博去工作，最後果然都實現了”。[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