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19日，曾昭燏向導師和倫敦大學校長告辭，起程返國，由夏鼐和另外兩位朋友送到維多利亞（Victoria）車站。在當天的日記中，曾氏以略帶傷感和戀戀不舍的心情寫道：“別矣，倫敦！”
26日，曾昭燏由柏林抵達巴黎，此時歐洲戰局更趨緊張，巴黎民眾人心惶惶，開始逃難。因一時不能成行，遂獨自到盧浮宮一觀，因時局混亂，那裏已閉門謝客。正在悵然中，有一守門人問道：“你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曾昭燏抬頭答道：“中國人。”對方聽罷大為歡喜，說我們兩國人都是朋友嗬！遂向曾昭燏送了一個飛吻。曾氏見狀，心頭的陰霾消了一半，心想法國人的愉快性情真非英國人所能比，笑意中，也學著法國佬的樣子給了對方一個飛吻，對方大為高興。晚8時許，曾昭燏登上火車前往馬賽港，夜色朦朧中透過車窗向外看了最後一眼，心中默念一句：“別矣，巴黎！”
9月30日，曾昭燏踏上了由馬賽港起程的輪船，向東方故國駛來，同船有中國留學生費孝通等數人為伴，倒也不顯孤寂。10月22日，曾昭燏一行在越南西貢上岸，此時傳來廣州失陷的消息，頓感“晴天霹靂，聞者皆麵無人色，大事從此去矣！”[25]
經過幾番周折和長途跋涉，曾昭燏等終於在29日上午接近國境，眾人見到久違的國內風物山色，不禁觸景生情，又“遙見一穿灰色衣之士兵荷槍而立，幾為之淚下，看見其老邁龍鍾之態，不免失望”[26]。經過一天的顛簸，下午6時抵達昆明，與前來迎接費孝通的友人李君一同到居住在昆明的吳文藻、冰心夫婦家中晚餐。餐後乘黃包車到西南聯大找二哥曾昭掄，到校後方知曾昭掄到重慶開會未返，而時在聯大讀書的三妹曾昭亦居親戚尹家，不在校內，遂大為失望，幸得曾昭掄同事介紹表哥俞大紱在此，方喜出望外，立即找尋交談，並知道家中所有人的消息，久懸的心始落地。
第二天，曾昭燏與俞大紱談及歸國時，一路看到大好河山遍布瘡痍，難民成群，民族危殆，欲暫時舍棄學術研究工作，做一名戰地新聞記者，以便更直接地為中國的抗戰服務。這一設想緣於曾昭燏對國難的焦慮，以及愛國人士勇於犧牲精神的感召，也顯示出，在她的血液中暗伏著一名政論家和記者的因子。早在1927年，正在長沙藝芳讀書的曾昭燏經曆了“湯翯事件”。當時國民黨正在北伐，一年僅17歲的女中學生湯翯，無父無母，家境清貧，平時並未涉足政治，因被國民黨特務在其枕頭中搜出共產黨的傳單而被捕。盡管湯翯聲明這份傳單她並不知情，定是別有用心的人所為，但仍被關入監獄。事後查明，該傳單為一左翼學生陳姓同學所放。盡管如此，國民黨仍視湯翯為親共分子，決定施以嚴刑。曾昭燏與湯姓同學平時來往密切，眼看好友蒙冤被難，挺身而出，不顧親友的反對和自己被牽連的危險，同幾位要好的同學一道設法營救，一麵為其寫法庭辯護詞，一麵讓湯翯的嬸母到庭長的姨太太處說情，公私兩麵夾擊。但終於無果，湯翯被當作罪犯遊街示眾後慘遭砍頭，遺體棄市，遭到淩辱。身臨其中的曾昭燏目睹了慘痛的一幕，又在湯翯一個在教會做事的姐姐處讀到了遇難者臨刑前留下的一封帶血的遺書，傷心欲絕，心靈備受刺激，難以釋懷。1929年，曾昭燏就“湯翯事件”的真相撰文在《新社會》雜誌第9期發表，揭露國民黨的暴行，傾吐了積鬱在心中日漸膨脹的惡氣，痛苦憤懣之情稍感緩解。此為曾氏第一次發表時事文章，也是她萌發日後成為一名報刊評論家和記者，揭惡揚善，傳達民眾心聲的誌願的發端。1951年，曾昭燏在向中共組織撰寫的自傳中，專門提及這件往事，並坦承自英國回來後想當一名戰地記者，為抗戰服務的想法就緣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