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開始研究契丹史是在1964年，當時想報考陳述先生的“東北民族曆史地理”的研究生，陳先生指定的專業教材是他所著的《契丹社會經濟史稿》，並送了我一本，我就認真地學習研究了該書。以後參加了考試，成績大約還可以，陳先生已經決定錄取我，但政審不合格，未能去成。陳先生答應收我為門外生，我開始在他指導下從事東北民族史的研究，契丹史當然也包括在內。但1977年印行我的《東北民族史稿》時，契丹史這一部分尚未完成，因此未能編入。1977年後我集中精力研究契丹史。1978年我調入遼寧社會科學院曆史所的遼金史研究室，但我仍被允許繼續研究“東北民族史”，為了配合全室的研究方向，我也把重點放在契丹史、女真史和遼金民族史。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陸續寫了一批關於契丹史的論文，也有了一些自己的體會。如當時看到魏特夫、馮家昇寫的《遼史》，及看到日本學者普遍以為契丹族是中國以外的民族，遼朝是征服王朝的提法，感到無法認同，就先後結合契丹史，寫了幾篇批判征服王朝論的文章，並深感契丹史的研究具有國際意義。
後來參與籌建中國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會，發現會名雖包括遼、金兩個斷代史，契丹、女真兩個民族史，但實際上很多人心目中，總把契丹史和遼史相混，女真史和金史相混。因此寫了一篇題為“關於契丹史、女真史研究的若幹問題”的文章，著重論述了契丹史、女真史作為民族史，和遼史、金史作為斷代史的區別。一些同行認為這對促進契丹史、女真史的研究起了積極作用。
當時，接連有學者對契丹部落的演變和契丹的婚製發表文章，因為我多次閱讀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製及國家的起源》一書，所以一看契丹族的婚製就感到它是典型的胞族外婚製，有些學者認為它是“嚴格的氏族外婚製”及“部落內婚製”，我認為都未得其實，就寫了《契丹族的胞族外婚製》一文，後發表於《民族研究》。
以後幾年又配合研究東北民族源流、東北曆史地理、東北各民族文化交流史，對契丹族的源流、契丹族的分布及建置、契丹族的考古文化和民族習俗進行了研究。
同時阜新的學者和市領導很關心契丹史研究，擬把阜新市建設為一個全國的契丹史研究中心，我作為中國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會的秘書長，義不容辭，也積極協助他們多次召集國內外的學術會議，為此寫了多篇論文，並更加關注契丹史的研究。
當時就想把自己多年來對契丹史的研究心得，彙編成一本契丹史，但一直未得機會。1994年我編寫《北方民族史研究》時，就決心把契丹史列入其中作為一編。該書於1996年完成，共80萬字，契丹史約16萬字占了全書的五分之一。最後檢查時，感覺這部分契丹史寫得還不夠全麵，還不夠深入，應該再放開寫。但該書作為整個北方民族史，契丹史隻是其中十幾個民族史之一，16萬字已超額了，再擴大就與全書體例不相稱了，所以未再擴寫。但《北方民族史研究》一書排版後一直未能付印，先是由於經費困難，後來感到體例不合。2000年中國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會開會時，就將契丹史部分抽印了幾百本分發給大家，征求意見。也反饋回來一些意見，因此想抽時間寫一部《契丹通史》，一直未得其便。這次張靜同誌邀稿，就拿出該書看了一下，確實應再認真改寫一遍。但我當時正忙於《文明論》和《東北曆史地理》的修訂出版，就把修訂《契丹史》之事交給我女兒孫泓，讓她初步修改補充，待我抽出身來時再定稿。經過此番修改，認為此書還不是一本契丹全史，而隻是一本契丹民族史，重點是論述契丹民族的形成、發展和消亡。因此增加了一些章節，全書增加到近三十萬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