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楊樹森提出：“在遼朝轄境以內，包括許多經濟發展不同的民族，其中除了漢人和原屬渤海國一部分人以外，契丹人和其他一些民族，大都是過著遊牧漁獵的生活。《遼史食貨誌》記載說：‘契丹舊俗，其富以馬，其強以兵。’‘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強射生，以給日用。’所以畜牧業一直是契丹族的主要生產部門，正如述律後所說：‘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由於遊牧養畜業是遼代契丹社會的主要生產部門，所以大部分契丹人在遼代仍過著遊牧流動的生活。《遼史營衛誌》說：‘大漠之間，多塞多風，畜牧畋漁以食，皮毛以衣，轉徙隨時，車馬為家。’”“遼代的畜牧業自太祖及興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楊樹森：《遼史簡編》，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155頁。
舒焚則認為：“繼承契丹族的悠久曆史傳統，畜牧業仍然是這時期第一重要的生產部門。《遼史》說：‘契丹舊俗，其富以馬，……’契丹族奴隸主階級‘有羊馬之富’。新中國成立後發掘的昭盟克什克騰旗二人地遼代早期墓，石棺內側白灰壁上，繪氈帳、駝車、背水和放牧等場麵，生動地再現了契丹逐水草、牧牛羊的情景。”舒焚：《遼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漆俠、喬幼梅也提出了“以畜牧業為主的契丹草原地區經濟的發展”的論題，引了不少史料來證明這一命題漆俠、喬幼梅：《遼夏金經濟史》，河北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但他們的這一論點，所引史料都存在兩個問題。一是他們所引證的契丹族畜牧業為主的史料，大都是說的“契丹舊俗”，或是遼初的。《遼史食貨誌》所雲“契丹舊俗”當然不是指遼代契丹族的經濟狀況，用來證明遼代契丹族仍以畜牧業為主，顯然不行。至於述律後所說，是在遼初，《新五代史》所述也是遼初，克什克騰旗遼墓壁畫放牧背景也來自遼代早期墓，都隻能說明遼代早期契丹族畜牧業還占主要地位，而不能證明整個遼代契丹族始終是以畜牧業為主。
二是，他們所引證的契丹族畜牧業發展的史料，都是集中在遼代的西北部，《遼史營衛誌》說的是“大漠之間”，述律後說的是“吾有西樓羊馬之富”，《遼史食貨誌》說的“自太祖及興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是西北群牧。舒焚、喬幼梅引的也都是遼代契丹族北部牧地的史料。這些史料都隻能證明遼代西北地區的契丹族畜牧業相當發達，但不能證明居住中原地區的契丹人也是以畜牧為主，也不能證明居住上京以南諸投下州的契丹人也仍以經營畜牧業為主。而許多史料證明，遼代契丹族已有大量南遷，已進入農業經濟。
因此，從整個遼代言，從整個契丹族而言得不出仍以畜牧業為主的結論。
張正明提出了“遼代契丹的社會生產狀況是農業生產的推廣，契丹從遊牧轉為半農半牧”。並具體指出：“契丹早已脫離純粹遊牧的生活，農業在遙輦時期的契丹社會中已有初步的發展。不過當時的農業生產活動還是不普遍和不固定的，對終年流動的契丹牧民來說，它隻是一種間或從事的副業。這種狀況，從遼初起，就逐漸改變了，陸續流入契丹地區的大量漢人，帶去了豐富的農業生產經驗，有力地推動了契丹農業的發展，在漢人的影響下，契丹人越來越多地懂得並熟悉了稼穡之事，轉向半農半牧了。”他舉了《遼史食貨誌》載天讚元年（922年）因北大濃兀部“戶口滋繁，轄疏遠”詔分為二“程以樹藝，諸部效之。”為證。又舉了《遼史》載“會同二年（939年）歐昆、乙習本，斡納阿剌三個石烈奉詔徙至‘水草豐美’的烏古地方，翌年朝廷又把海勒水（今海拉爾河）及臚朐河（今克魯倫河）之近地賜給他們以事耕種。上述三個石烈都屬於迭剌部，他們既有烏古的草原作為牧場，又有海勒水及臚朐河之近地作為農田，沒有疑問是過著既農且牧的生活。”又舉了《遼史耶律昭傳》所載耶律昭的話：“‘夫西北諸部，每當農時，一夫為偵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給官之役，大率四丁無一室處，芻牧之事仰給妻孥。’考西北招討使統轄的契丹部落有品部、突呂不部和楮特部，他們既治公田，又事芻牧，也分明已轉為半農半牧了，邊疆部落尚且如此，內地部落的農業發展水平當亦不弱。”張正明：《契丹史略》，第55—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