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春晚
視點
作者：郭大誌等
那些年，我們看春晚，那些年，我們和家人團聚。春晚的記憶就是家的記憶。
西班牙電視台記者到我家“看”春晚
由於記者在新聞出版界工作多年，是圈中的“名人”了，西班牙國家電視台（TV Espanola）有一年春節時打算采訪“京城文化人怎麼過中國的農曆新年”，記者作為“資深媒體人”被選中。
“TVE”采訪“TVE”一那天，是年三十，西班牙國家電視台來記者家采訪時，不僅拍了包餃子、準備年夜飯等年三十兒晚上的風俗，還拍了記者與家人高高興興地在家看央視春晚的場景，甚至讓記者當場談談中國人為什麼在這個日子非得要看這個晚會不可。
這裏還有個小“插曲”，西班牙國家電視台的記者臨走時，記者突然無意中發現，剛才麵對記者的西班牙國家電視台的采訪話筒上“台標”的外文縮寫，竟然與當時“周刊”封麵上的外文縮寫是一樣的，都是“TVE”。記者便跟那位記者開玩笑道：“要說還真是有緣啊！咱們兩個媒體的縮寫都是‘TVE’，這次關於春晚的采訪，不成了‘TVE’的記者采訪‘TVE’的記者了嗎？”並找出“周刊”把封麵拿給他們看，當時，連西班牙國家電視台的記者都感到非常驚訝：天哪有這麼巧的事兒！
回家時花炮殘骸托底——由於每年春節的三十晚上記者家都是一大家十幾口子人在一起團聚。而妹妹家的房子最大，所以基本上都是在她家聚。每次都是一些人打牌，一些人邊聊天邊看央視春晚，這已經成了記者家的傳統了！而通常都是看完春晚後再各自回自己的小家，結果，記者常常是在大年初一的淩晨開車軋過街上狼藉的花炮殘骸，伴著托底的“格楞格楞”聲回家。
春晚中的張明敏竟然成了我的領導 馬麗
1984年央視春晚，香港歌手張明敏一首《我的中國心》火遍了中國的大江南北，也讓這位歌手一夜之間成為大家熟悉的人物。那個時候，正值改革開放的初期，這首歌人人傳唱，婦孺皆知，即便是現在，隻要一提起這首歌，50歲以上的人都能立即哼唱。讓我沒想到的是，就是這樣一位著名歌手，在數年後竟然成了我的領導。那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的時候，當時我在一家與香港合資的公關公司工作。有一天，總經理突然宣布公司的董事長張明敏要來視察工作，緊接著，公司員工在會議室集台，總經理陪著一位戴著眼鏡、文質彬彬的人走了進來，我一下子認出來：哎呀，著名歌星張明敏是我們的董事長！由於是近距離接觸，我感覺他比電視裏皮膚更加白皙，人顯得也更有涵養。總經理請張明敏講話，張明敏簡短地說了幾分鍾，無非是大家都辛苦了，希望公司未來更好之類的話，不過這些話他說得很親切，沒有任何官話的色彩。
開完會以後，大家紛紛找張明敏合影留念，張明敏含笑——配合，人非常謙和。之後公司人員一起去餐廳吃飯，在吃飯的間隙，應大家的請求，張明敏現場清唱了一段《我的中國心》，連餐廳的服務人員也都趕過來聽，唱完之後大家熱烈鼓掌。這個時候，餐廳的服務人員也紛紛走過來要和張明敏合影，他都笑眯眯地滿足要求，沒有一點架子。之後的一段時間裏，張明敏作為公司的董事長還來過公司數次，但我印象中他每次都是來去匆匆，有的時候連普通員工都見不到他，或者即便見至0也就是簡單打個招呼。後來我離開了這家公司，但仍然在關注張明敏的動態，那一段與他成為同事的經曆也成了美好的回憶。
《我的中國心》成了為山裏孩子捐贈的標簽 常江
從中央電視台1963年開始創辦、播出的第一屆春節聯歡晚會至今，已經有30多年了。自從有了春晚後，我們全家人都會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春節聯歡晚會開始之前，聚集到父母身邊，熱熱鬧鬧地圍著一個14吋的黑白電視機看春晚，在精神生活較為貧乏的那些年，一台逗樂又不失親切感的晚會成為了全家團聚時的“硬萊”。後來，電視雖然換成了大彩電、背投，可是，對春晚的情結沒有變，直到我的父母90年代末相繼去世，全家團聚看春晚才成了心中的一種永遠無法逝去的美好回憶。但是，現在想起來，由春晚引發的—件事，最讓我刻骨銘心。
張明敏作為第一個登上央視“春晚”的港台歌手，他的一曲《我的中國心》，唱得很多國人流淚。記得春節後，正值春暖花開之際，我們喜歡搞攝影的6個夥伴來到山西，到當年的晉察冀邊區拍攝、采風，當走到忻州的一座山裏時，我們迷路了，苦中作樂的我們哼唱著《我的中國心》，無意中來到了一所破舊不堪的山村小學，正趕上學校的孩子們吃午飯，於是，就成了大家臨時的拍攝題材。與孩子們經過了好長時間的溝通，才打消了他們膽怯的眼神。在這裏上學的孩子，大多離家都非常遠，沒有交通工具，有的孩子上學要走半天的時間才能到學校，所以，大多數的孩子隻有周末才回家。為此.他們要帶上一周吃的幹糧。沒想到的是，當我們準備拍攝孩子們吃午飯的鏡頭時，我們驚呆了，孩子們拿著石頭在校舍門前的青石板上用力地砸著硬邦邦的幹糧（看上去黑黑的，像是地瓜麵做的），然後再小心地撿起散落在地上的幹糧碎渣放到碗裏，用熱水泡著吃。大惑不解的我問孩子：“這樣的幹糧還能吃嗎？”孩子說：“好吃著咧，幹糧如果不用風吹硬了，等不了一周就壞啦。”當時，我1門幾個人都轉過身去，大有心裏都明白，流眼淚不能當著孩刊門的麵。經過簡單的協商，我們6人留下回程的路費，每個人把隨身的200元錢（是當時4個月的工資）拿出來，包裹在一個紙袋裏，上麵寫上“我的中國心”，然後，捐給了那所山村小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