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抵達嶽麓書院後就與張栻一起進行了中國文化史上極為著名的“朱、張會講”。所謂會講是嶽麓書院的一種學術活動，不同學術觀點的學派在或大或小的範圍裏進行探討和論辯，學生也可旁聽，既推動了學術又推動了教學。朱熹和張栻的會講是極具魅力的，當時一個是三十七歲，一個是三十四歲，卻都已躋身中國學術文化的最前列，用精密高超的思維探討著哲學意義上人和人性的秘密，有時連續論爭三天三夜都無法取得一致意見。除了當眾會講外他們還私下交談，所取得的成果是：兩人都越來越佩服對方，兩人都覺得對方啟發了自己，而兩人以後的學術道路確實也都更加挺展了。《宋史》記載，張栻的學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而朱熹自己則在一封信中說，張栻的見解“卓然不可及，從遊之久，反複開益為多”。朱熹還用詩句描述了他們兩人的學術友情：
憶昔秋風裏，
尋朋湘水旁。
勝遊朝挽袂，
妙語夜連床。
別去多遺恨，
歸來識大方。
惟應微密處，
猶欲細商量。
……
（《有懷南軒呈伯崇擇之二首》）
除了與張栻會講外，朱熹還單獨在嶽麓書院講學，當時朱熹的名聲已經很大，前來聽講的人絡繹不絕，不僅講堂中人滿為患，甚至聽講者騎來的馬都把池水飲幹了，所謂“一時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幾乎與我二十七年前見到的嶽麓山一樣熱鬧了，隻不過熱鬧在另一個方位，熱鬧在一種完全相反的意義上。朱熹除了在嶽麓書院講學外，又無法推卻一江之隔的城南書院的邀請，隻得經常橫渡湘江，張栻愉快地陪著他來來去去，這個渡口，當地百姓後來就名之為“朱張渡”，以紀念這兩位大學者的教學熱忱。此後甚至還經常有人捐錢捐糧，作為朱張渡的修船費用。兩位教育家的一段佳話，竟如此深入地銘刻在這片山川之間。
朱、張會講後七年，張栻離開嶽麓書院到外地任職，但沒有幾年就去世了，隻活了四十七歲。張栻死後十四年即一一九四年，朱熹在再三推辭而未果後終於接受了湖南安撫使的職位再度來長沙。要麼不來，既然來到長沙做官就一定要把舊遊之地嶽麓書院振興起來，這時離他與張栻“挽袂”、“連床”已整整隔了二十七年，兩位青年才俊不見了，隻剩下一個六十餘歲的老人。但是今天的他，德高望重又有職有權，有足夠的實力把教育事業按照自己的心意整治一番，為全國樹一個榜樣。他把到長沙之前就一直在心中盤算的擴建嶽麓書院的計劃付諸實施，聘請了自己滿意的人來具體負責書院事務，擴充招生名額，為書院置學田五十頃，並參照自己早年為廬山白鹿洞書院製訂的學規頒發了《朱子書院教條》。如此有力的措施接二連三地下來，嶽麓書院重又顯現出一派繁榮。朱熹白天忙於官務，夜間則渡江過來講課討論，回答學生提問，從不厭倦。他與學生間的問答由學生回憶筆記，後來也成為學術領域的重要著作。被朱熹的學問和聲望所吸引，當時嶽麓書院已雲集學者千餘人，朱熹開講的時候，每次都到“生徒雲集，坐不能容”的地步。
每當我翻閱到這樣的一些史料時總是麵有喜色，覺得中華民族在本性上還有崇尚高層次文化教育的一麵，中國曆史在戰亂和權術的漩渦中還有高潔典雅的篇章。隻不過，保護這些篇章要拚耗巨大的人格力量。就拿書院來說吧，改朝換代的戰火會把它焚毀，山長的去世、主講的空缺會使它懈弛，經濟上的入不敷出會使它困頓，社會風氣的誘導會使它變質，有時甚至遠在天邊的朝廷也會給它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朝廷對於高層次的學術文化教育始終抱著一種矛盾心理，有時會真心誠意地褒獎、賞賜、題匾，有時又會懷疑這一事業中是否會有智力過高的知識分子“學術偏頗，誌行邪偽”、“倡其邪說，廣收無賴”，最終構成政治上的威脅，因此，曆史上也不止一次地出現過由朝廷明令“毀天下書院”、“書院立即拆去”的事情（參見《野獲編》、《皇明大政紀》等資料）。
這類風波，當然都會落在那些學者教育家頭上，讓他們短暫的生命去活生生地承受。說到底，風波總會過去，教育不會滅亡，但對具體的個人來說，置身其間是需要有超人的意誌才能支撐住的。譬如朱熹，我們前麵已經簡單描述了他以六十餘歲高齡重振嶽麓書院時的無限風光，但實際上，他在此前此後一直蒙受著常人難以忍受的誣陷和攻擊，他的講席前聽者如雲，而他的內心則積貯著無法傾吐的苦水。大約在他重返長沙前的十年左右時間內，他一直被朝廷的高官們攻擊為不學無術，欺世盜名，攜門人而妄自推尊，實為亂人之首，宜擯斥勿用之人。幸好有擔任太常博士的另一位大哲學家葉適出來說話，葉適與朱熹並不是一個學派，互相間觀點甚至還很對立，但他知道朱熹的學術品格，在皇帝麵前大聲斥責那些誣陷朱熹的高官們“遊辭無實，讒言橫生，善良受害，無所不有”，才使朱熹還有可能到長沙來做官興學。朱熹在長沙任內忍辱負重地大興嶽麓書院的舉動沒有逃過誣陷者們的注意，就在朱熹到長沙的第二年，他向學生們講授的理學已被朝廷某些人宣判為“偽學”；再過一年，朱熹被免職，他的學生也遭逮捕，有一個叫餘嘉的人甚至上奏皇帝要求處死朱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