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人的這種癡迷與精細，直接影響到鬆江、上海。上海人的精明、細致，上海人那種善於在螺螄殼裏做道場的驚人的能耐，上海人凡事追求極致的精神和氣派，以及上海人凡事務求在全國領先，即爭為“狀元”的“上海情結”，都帶有蘇州人的特點。
蘇呆子，這種呆氣的另一種表現是：遇事較真兒，認死理兒，堅持按書本上說的道理去做，死心眼兒，不苟且，“不識時務”，不知進退。其他人知難不進，他們依然挺進；其他人知難而退，他們堅守不退。
中國曆史上，在一些重大曆史關頭和原則性問題上，一些蘇州名人，由於讀書多，深明大義，富於理性，能夠犯顏直諫，麵折廷爭，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如明代的毛澄、朱希周、文震孟，清代的徐元文、韓英、錢榮等。在有些圓滑世故的人的心目中，他們便有些“書（蘇）呆子”氣。
由於士風所被，蘇州的一般讀書人乃至普通市民，有時也會表現出這種十分寶貴的氣節。著名的《葛將軍墓碑記》、《五人墓碑記》和清初“哭廟案”，都表現出蘇州人這種發人深思的“呆”氣。
直到當代，蘇州士女仍然有這種地方特色。最著名的便是蘇州才女林昭。有人稱她為可與秋瑾、張誌新等並列的“剛烈、堅貞、勇毅的偉大女子”。還有曾經的蘇州圖書館副館長陸蘭秀。她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早的覺醒者之一。她在題為“自由”的文章中說：“思想的禁錮，現代迷信的盛行”，“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產物”。“我相信，在文化大革命受到曆史的審判之後，社會主義社會的自由度會有所擴大，人民獨立思考問題的自由會得到尊重。”1970年7月4日，這位早在40年代就參加革命的蘇州女性，被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槍斃。
蘇州人的這種特點，通過文化傳播影響到周邊地區。蘇州附近的無錫、常州、昆山、太倉、常熟、江陰、宜興等地，都因吳風所惠，比別處表現出更多的“書呆子”氣。這種“書呆子”氣實即知識分子的理性精神。無錫東林書院那副著名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昆山人顧炎武提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都與範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一脈相承，表現出讀書人密集的地方的一種特有的精神，表現了知識的力量，表現了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高度的責任心。
春秋時期，遷都姑蘇的吳國，曾經是一個“夷蠻”尚武之邦。“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吳國武器製作之精良，也名揚一時。著名的幹將、莫邪之劍和吳戈、吳鋌，至今眾口傳誦。後來，蘇州人崇教尚文，蘇州成為南北各地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區。蘇州人因此給人以溫和儒雅的印象。“蘇呆子”的稱呼，多少有一點調侃的意味。其實，在這個幹將莫邪之鄉，許多人的血管裏依然流淌著祖先寶貴的血液。他們的勇敢，果決，是內在的。
談論蘇州人，若忽略他們的這一麵，僅注意其吳儂軟語、水樣溫柔，乃是一種缺失。如不明白這一點，也就很難理解蘇州近旁的“上海人”。
“杭（夯）鐵頭”，有正、負兩麵解釋。鬱達夫批評杭州，說“杭州人隻曉得占一點眼前的小利小名，暗中在吃大虧，可是不顧到的。等到大虧吃了，杭州人還要自以為是，自命為直，無以名之，名之曰‘杭鐵頭’以自慰自欺”。這也許並不為錯。但我幾次聽杭州學者說起“杭鐵頭”，說的是另一麵：杭州人，乃至整個越人，由於地理、曆史、人文條件，古代比吳（今江蘇地區）更為封閉。吳越文化遂有文野之別。越文化更為淳樸、豪放、強勁，帶有更多的野性。越人在某些曆史關頭，顯得更為強韌，更能堅守，更能衝闖，也更多原創力。勾踐臥薪嚐膽的故事，在其他地區的曆史上沒有發生過。明初的方孝孺、於謙，明中葉的王陽明，明末的王思任、朱舜水、張煌言、黃尊素、黃宗羲，近現代的龔自珍、章太炎、蔡元培、魯迅，皆有越人先民之風。魯迅曾多次談到同鄉王思任：“‘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身為越人，未忘斯義。”越人，骨頭硬，不妥協，鐵頭強項，不怕挫折。北方稱這種人為“強板筋”。這種用鐵“夯”築起來的頭顱，實在可敬。
“徽（灰）駱駝”，將徽州人乃至安徽其他地區的一些人那種驚人的耐力和承載力表述得極為形象。胡適在給台灣出版的《績溪縣誌》題詞時寫道：“努力做徽駱駝。”意味深長。
徽諺雲：“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因為那裏“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園”，實在養活不了太多的人。因此，地處皖南的徽州人，隻好蜂擁而出，四處經商。地處皖北的濠州鳳陽人，則“身背花鼓走四方”，四處求食。其中艱難，非常人可以想象。
四、江南的啟示
誠然，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但是，許多時候，倒是一方人改變了一方水土。
“上海是什麼？四百年前的一個小小的荒涼的漁村。”（王安憶《品味上海》）後來，它在短短百餘年間，成為亞東第一大都會。深圳呢？二十年前一個小小的漁村，後來，它在短短十餘年間，成為中國最有活力的大城市之一。江南呢？三千年前，“地廣人稀”，居民“文身斷發”，曾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地區，現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