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怎把異鄉變故鄉
特別報道
作者：羅嶼
他尋求什麼，在遙遠的異鄉？他拋下什麼，在可愛的故鄉？——萊蒙托夫
22歲的陳芳脖子上有幾道長長的抓痕，那是一年前在電子廠打工時被自己的指甲抓的。她搞不清為什麼傷自己，隻是一覺醒來，發現脖子流著血，但也不覺得疼。和她同宿舍的另一個女孩則有夢中尖叫的習慣，她常會被自己的叫聲驚醒。
陳芳一度懷疑自己有變態傾向，無奈之下，她開始求助那些常常在東莞工業區附近徘徊的算命先生。據說，這些人除算命外，還兼看風水、代寫書信甚至幫農民工代寫起訴狀。
算命先生的話放之四海而皆準，但偏偏對陳芳這樣的打工者非常受用。她按照建議，更改了睡覺朝向，還在床邊貼了捉妖天師鍾馗的畫像。
但鍾馗沒能降住她的妖。
和陳芳同在一家電子廠打工的相戀4年的男友，有一天建議陳芳去坐台。女孩對坐台沒有清晰概念，以為是酒店迎賓。男友把陳芳介紹給看夜場的混混，她當晚即遭淩辱。
隨後，陳芳發現男友其實已背叛自己，他被一個做桑拿技師的女人養著。陳芳用刀片割破左手動脈，以流淌的鮮血逼男友回頭。隻是，他再沒回頭。
陳芳沒回工廠，而是步上了“情敵”的老路——到酒店從事完全色情的桑拿服務。說不清理由。
也許錢是其中之一。“轉行”後的陳芳薪水“翻天覆地”。原來作為電子廠品管員的她薪水低微，同時還常被痛經折磨，曾三次疼得昏倒。但痛經不能成為陳芳請假的理由，她更無力承擔曠工所要麵臨的不菲罰款。於是，她隻能相信其他女工口口相傳的“秘密”——用避孕藥緩解痛經。
東莞工業區附近的私人小診所，賣得最多的就是避孕藥。
“轉行”後的陳芳所在酒店共有60多名桑拿技師，據她講，這裏幾乎所有技師都是被男友騙來的，其中不少人至今還和男友在一起。在這些男人看來，女朋友從事桑拿也隻是一份工作，和工廠打工無異。
有人說，在東莞，很多“小姐”的故事，都離不開一個拉皮條的男友。當然，她們中也有主動入行的。無論哪一類，這些女孩都是在用身體做賭注，妄圖與東莞這座城市的繁華快速接壤。“除了賺錢，她們看不到異鄉接納自己的可能。”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春光這句評價背後，隱藏的是人口流動過程中，城市打工者的社會融入之痛。
變了主角的城市夢
如果說珠三角是中國城市化的縮影，身處其間的東莞則是中國人口大流動、大融合的縮影。
上世紀80年代，隨著“東南到西北，發財到廣東”的口號，內地無數勞動力奔向南方，東莞是其中最主要的流入地之一。截至2010年，東莞822萬常住人口中，超過630萬為非戶籍人口，他們中絕大部分為農民工。
而如今在東莞活躍的打工者中，大多是陳芳這樣的“新生代”，這些年輕人被凝成一個概念——新生代農民工，寫入國務院中央一號文件。
在上世紀90年代末就開始關注農民工更新換代趨勢的王春光看來，和父輩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對農村的依賴不強，對城市也沒有建構強有力的社會認同，更沒有形成確定的城市化預期。從這個層麵上講，與父輩相比，他們更有可能成為沒有認同感的無“根”人群或漂泊者，搖擺在城鄉之間。
如何讓年輕的打工者在流動中沉澱下來？
和父輩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大多高中或初中畢業，學曆較高，他們對工作的期許度也會相應提升。首先在工資上，他們要求高於父輩，另外他們也更在意工作環境與條件，更在意勞動時間以及工作前景。多年前，時任東莞就業局局長的黃慧屏就曾對投資者說：不要把今天拉著拉杆箱來的農民工，看做和當初扛著編織袋來的農民工是同一種人。
無法落腳的城市
除就業外，很多新生代農民工渴求的還有城市的居住權。
當下的戶籍製度限製了不同區域和城鄉人口的居住權利。政策規定是，戶籍是農村的打工者，可以在城市生活，前提是在城市就業並辦理暫住證或居住證。
在社會學者呂途所撰寫的描述打工者在城鄉之間進退兩難，及他們對社會、自身反思的《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一書中，曾提到這樣一個細節——作者與工友們交流時觸及了居住權這個話題。有工友表示：“我是中國公民，在任何地方居住隻要有身份證就應當可以，辦暫住證和居住證都是歧視。”
有如此意識的打工者或許不多，他們中的更多人，對居住權的缺失，表現出的還是一種無奈。呂途記得，一位工友的飛信簽名是：真想當一隻蝸牛，走到哪兒都有自己的家。
從廣西到深圳打工的16歲女孩薑淑芳，便從沒想過可以在深圳真正紮根。和東莞類似，同在珠三角的深圳也是一座“人口倒掛”之城。在這座擁有1400萬人口的城市中，隻有15%的人擁有深圳戶籍。“這裏雖然領先中國各地，並且最早廢除了嚴格的市民戶籍登記製度，但實際上，卻隻有具備技術、受過高等教育或者富有的人才有可能取得居住權。”加拿大記者道格·桑德斯在《落腳城市》一書中如此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