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崇文門（元朝稱哈德門，蒙語，意福門）走直線到宣武門，肯定要經過正陽門（俗稱前門）。有數年時間我奔馳在這條直線上：從家到單位，從單位到家。我騎在我的戰馬上，也就是我那破舊的二八鳳凰牌自行車上，每過正陽門，我的目光便會在那高大灰暗的建築上停留片刻。那是畫冊中的前門、歌曲中的前門、煙卷包裝紙上的前門。美國人保羅·S·芮恩施在《一個美國外交官使華記》一書中說過：“內城中央的城門（前門）仍舊保持著原來的樣子。穿過這座城門或站在城門下麵時，人們就會產生一種難忘的印象，感到這個獨一無二的首都所特有的了不起的威嚴高貴。”芮恩施是20世紀初的美國駐華公使。他所記錄的北京是袁世凱、張勳、梁啟超的北京。有時我的思緒就停滯在那個時代。那是一個遙遠的北京。我們不能指望一個外國人能夠說出我們自己對於北京的感受，但在一成不變的日常生活中，在仿佛永無盡頭的無聊感中，我們必須獲得跳出這座城市，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跳出我們自己的方法；而想像這座我居住的城市，體驗它超現實的“威嚴高貴”或別的什麼，當能使我麵對雙倍的生活。
正陽門南麵是著名的前門商業街。街道不寬，可人頭湧動。當年鶯歌燕舞的八大胡同就是從這條街上西逸而出。無論陳獨秀還是胡適之都曾在那裏落過腳。前門大街向南指向永定門。北京的中軸線南起永定門，北至鼓樓和鍾樓。除正陽門外，紀念堂、紀念碑、國旗杆、天安門、紫禁城午門、玄午門和景山中峰，由南向北依次騎跨在這條中軸線上。要認識北京乃至中國，就必須認識這條中軸線。在這條中軸線上，死亡與曆史重疊，死亡與權力重疊，死亡甚至與輝煌偉大的信仰重疊。說來奇怪：北京是一座如此擁擠的城市，固定人口1200萬，流動人口約700萬，可它的中心地帶卻是空的。它的核心部分，即紫禁城裏那九千九百九十九間半房屋全然寂寞無聲。說那些房屋是空的可能並不正確，那應該是幽靈，至少是記憶幽靈的棲居之所。可能正是出於這樣一種聯想，我有一位朋友堅持認為紀念碑內部也是空的。他寫過一篇故事，講一個人被另一個人追趕。這被追趕的人在北京縱橫交錯的黑暗的地下道裏狂奔亂撞，正無路可逃，卻見前方有一光亮，以為那裏是通向地麵的地下道出口。他像在煙囪內部攀著鋼筋梯鐙爬上去，探頭一看，嚇了一跳，發現自己正置身於紀念碑碑頂，下麵是曆史創造者們鍾愛的、號稱全球最大的廣場，那裏不知道發生過多少次革命或反革命事件。這是一個奇妙的狂想，也許實心的紀念碑碑體對它根本不屑一顧，但它依然是一個奇妙的狂想。
無比有，空比實，更能激發想像力，特別是曆史想像力，以及形而上學想像力，以及針對永恒的想像力。紀念碑雖是實心碑體，可今日的紫禁城確是一座空城。我聽說，在夏、秋兩季，每當遊人在傍晚被清出紫禁城後，寧靜的夕光便會為那些龐大的建築投出更加龐大的陰影，而太和殿前肅穆的廣場上便會落下成千上萬隻烏鴉。這聽來的情景令我想起但丁《神曲·地獄篇》中的地獄第二圈：那些生前的好色之眾死後變成烏鴉永無息止地飛旋，形成烏鴉的風暴。那些烏鴉多麼渴望能有這樣一座人間空城可以略事休息，無生人打擾，自由自在。
我已有十幾年未踏入紫禁城（此處專指現在的故宮博物院），但我樂於想像這座空城。想像它的最佳地點，我敢說，就是在它的紅漆大門之外。而紅漆大門之內，則是中國曆史上最大的大地主的宅邸，既用於睡眠、享樂，也用於發號施令。有一天夜裏，我獨自一人來到午門外。那20多米高的大牆從三麵圍攏我，我感到我是置身於曆史、傳說和神秘之中。我沿著青石鋪就的甬道走向關閉的午門門洞，忽聞一聲大吼，我抱頭鼠竄。一個蜷縮在門洞裏的人開始大喊大叫。他的叫喊聲回蕩在三麵高牆之間。我聽出那是一個傻子。他像條野狗一樣被我驚醒了。另一次我探訪午門是在深夜一點多鍾，那天夜裏大雨下成了黑色。我在雨中仰望午門城樓，幻想著一隊清兵或一隊宮女顯現，因為我聽說在雷鳴電閃之夜，古老的建築有時會釋放磁波，再現昔日的場景。但是忽然，身後有了動靜。兩個黑影朝我走來，他們手裏還端著槍。難道他們要在我祖國的心髒、這午門之前把我變成一個鬼魂？就在我被嚇破膽之際，我發現他們不是歹人，而是兩名士兵，他們負責警衛這空空的落滿雨水的紫禁城。他們走到我近前，看清了我，然後一言不發地又回到他們蔽身的古樹之下。
二
上大學時我聽過一位美國教授的講座。教授的名字我忘了，他講座的題目我也忘了，但還記得他提到過一位西方作家寫的有關北京的小說。小說裏講到一個西方人愛上了皇宮裏一位滿族婦女；這西方人還奇異地探訪過北京城地下的另一座北京城。我一直對這兩個情節非常著迷，卻從未找到過那位教授提及的那本小說，直到最近，我在北京東北郊花家地的一家小書店裏翻到一本書。該書作者史景遷（Jonathan D.Spence），英國人，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該書書名《文化類同與文化利用》，是他在北京大學的演講集。我因讀過他討論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的著作《天安門》，又見此書講的是西方人對中國的想像，便將此書購回。到家我才發現，早在八年前我就買過這本書，但一直未讀，既然買了兩本，看來這書我是非讀不可了。於是謝閣蘭（Victor Segalen）的名字便通過史景遷教授再次映入我的眼簾。謝閣蘭，法國人，1909年至1917年三度來華，寓華時間約7年。1993年三聯書店出版過他的詩集《碑》和小說《勒內·萊斯》的中譯本。《碑》我讀了，可《勒內·萊斯》卻被我丟置一旁。這是多麼可恥的粗心大意！當我因為史景遷教授對這本小說的複述而從我的書架上重新翻檢出它的時候，我想到巴西作家保羅·戈埃羅在《煉金術士》一書中所講的故事：西班牙牧羊少年聖地亞哥被自己的夢境牽引，跨海渡洋，千辛萬苦，遠赴埃及尋寶；結果他發現財寶就在他的家鄉，就在他出發的地方。故事絕對精彩，不是嗎？或許我千尋萬覓《勒內·萊斯》的過程與聖地亞哥的經曆並不完全吻合，但我通過想像“另一個北京”而認識我居住的北京的努力，至少呼應了《煉金術士》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