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27日在嶽陽樓的演講
為什麼會出現傳統文化熱？
今天我們能夠在這兒舉行這樣一個講座，讓我談一點對中華文化當中憂患意識的理解，我想先從中華文化開始說起。
為什麼現在對於中華文化的強調比任何時候可以說都更突出更顯亮，這裏有這麼幾個原因。
一個是對於文化經驗主義的一種反思，因為曆史的發展總是曲折的，它不可能是完全按照一條直線發展，在這個150年以前，鴉片戰爭以後，我們國家越來越多地反思自己文化上出了哪些問題，出現比較激烈的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這麼一種想法，這種想法在一開始時有它的道理，因為我們要救亡圖存，你要反思自己文化上的一些弱點，就是說，我們的科學技術不如人家，我們有很多封建的迷信的陋習，等等。這些是合理的，但是它不停地發展下去，它會走到一個極端的程度，就是發展到像“文化大革命”那樣，把自己的文化徹底地否定掉，人們越來越認為應該對這種激進主義進行反思。
第二點，我想，我們對中華文化的興趣越來越大，還是對於全球化趨勢的一種回應，因為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經濟上急劇全球化的時代，我們隻有堅持自己的文化傳統，保留自己的文化性格，才能夠獲得我們的立足之地，才能使我們的民族保持自己的特色，也才能為人類做出自己的貢獻。
第三，由於我們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現在非常重視對於精神資源的開創，我們需要從各方麵擴大、擴展、深化、發展我們的精神資源，在中華的傳統文化方麵，許多東西是可以作為我們精神資源的一部分的。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特色與知識分子使命有什麼關係？
第二個問題，我想講一下傳統政治文化特色和古代對於知識分子，或者我們可以叫作士人，對於士人使命的理解。中國的政治文明有一個很大的特點，這個特點，也有些研究者對它進行批評，現在我們先不來說它是好的，或者說它是有缺陷的，但至少我們要承認一點，這個特點，我們經常強調是政治道德化。我們是用道德這樣一個觀念來衡量、來要求政治，這是所謂以德治國，所以中國的讀書人，中國的士人就把這個修身放在首位。把自己的道德修養能夠做得好就可以進一步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修齊治平，就是說你一個執政者，一個個人，你想對國家對社會有所貢獻，你首先要做到的是修身，首先要做到的是從自己的道德和文化修養來努力，對自己有這麼一個嚴格的要求。直到今天我們提出社會主義的榮辱觀，也可以說是繼承了這麼一個重要道德標準的傳統。我們國家對於這種道德化的要求很突出的一點表現就是追求和諧和中庸。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古代儒家的經典已經提出了“和”的問題，“和”是社會政治的理念，也是哲學的和審美的範疇，“和”是哲學和審美的一種境界。《國語》中有八十九處提到“和”字。惠和、慈和、協和輯睦。聲和而有七律，和五味。《禮記》中有八十處提到“和”字。講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記》還提出了政和、和氣、和天地、和四時的概念。《禮記》並提出致中和。“和”是社會理想，也是一種我說的王道理想，也就是以德治國的理想。有中和的追求就有中庸的追求，孔子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這是什麼意思，就是說君子是講中庸的，不講極端的，不要搞極端，要準確。“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就是做什麼事情都要準確，都要恰到好處，但是孔子同時也說：“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就是這個老百姓能做到中庸已經很鮮有了，就是很少有人能做到中庸已經很久了，這就是憂患的根源。中國重視政治道德，以德治國是一種非常理想的狀況，非常理想的做法，是非常高尚的一種政治理想。實際上我們知道治國當中除了道德在起作用以外，還有許許多多的東西在裏麵，還有階級壓迫，也還有這個甚至於行政的權力，權力的後邊甚至還有實力等等。但是我們所強調的，我們所理想的，我們從孔夫子那裏開始所追求的，是一個人靠自己的修身、靠自己的修養、靠自己示範天下的作用而能得到萬民的擁護。能夠為人民辦好事，這是一個非常理想的事情，是一個很難做到的事情，也是一個常常帶來憂患的事情，就是讓你感覺到我們在這方麵還要做許多的努力才能真正做到以德治國，需要做很多的努力才能真正做到靠修身養性能夠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政治理想和道德就注定了知識分子和中國的讀書人必定會有一種憂患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