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辦阿拉伯語學校與穆斯林社會發展
——曆史回顧與現實考察①
西北民族大學丁俊
一、研習阿拉伯語是中國回族穆斯林的文化傳統眾所周知，公元8世紀以來，阿拉伯、波斯等西域穆斯林“一手拿著珠寶香料，一手拿著《古蘭經》，在物質貿易過程中使中國和阿拉伯人民有了跨文化的交際和社會文明的交往，最終把伊斯蘭文化傳播到了中國”②，也把作為很長曆史時期內重要國際性語言的阿拉伯語傳播到了中國，從而開啟了阿拉伯-伊斯蘭文化與中華文化兩大東方文化相互交流的漫長曆程。在兩大文化相互交流的進程中，一個新的民族——回回民族——誕生於中華大地。
唐宋時期，僑居中國的大量“蕃客”，不但在相互之間的日常交往中使用阿拉伯語，而且還在廣州、泉州、杭州、揚州等東南沿海城市建立了中國最早的一批清真寺，他們在寺內講經說道、研習教義時，也使用阿拉伯語。泉州、揚州等地留存至今的大量阿拉伯文遺跡也說明了這一點。
蒙元時代，由於政治格局和社會形勢的重大變化，更有大批西域“回回”來華定居，並不斷“華化”，成為中國社會的重要成員。回回人使用的主要語言阿拉伯語是當時先進科技文化的主要學術語言，他們將天文、醫藥、數學、軍事等領域相對先進的阿拉伯科技文化帶到了中國，僅元秘書監收藏的“回回書籍”（阿拉伯文典籍）就多達242部，內容涉及天文、曆法、醫學、數學、化學、地理、文學、哲學、曆史等諸多領域，其中包括阿拉伯著名醫學家伊本·西那的《醫典》。回回人劄馬魯丁擔任“回回天文台”提點（相當於國家天文台台長），製造了多種用於天文觀測的“西域儀像”，這些儀像都以阿拉伯語命名，他還為元王朝編訂了《萬年曆》。元王朝專門設立“回回藥物院”、“廣惠司”等，引進阿拉伯醫藥學，任用回回醫學家開展醫藥研究工作。元廷還采納回回人麥木[術]丁的建議，設立“回回國子監”，委任回回人翰林院益福的哈魯丁掌管，招收回回子弟，專門教授阿拉伯文、波斯文及以這兩種語言為基礎的財務專用語“亦思替非文”。①外語教育專家付克先生在《中國外語教育史》中，將“回回國子監”視為“我國最早的外國語文學校”。
到了明代，隨著“西域回回人”的不斷“華化”，懂得阿拉伯語的人日益稀少，以致出現“經文匱乏，學人寥落，既傳譯之不明，複闡明之無自”③的局麵。於是，以陝西胡登洲（1522—1597）先師為代表的回回教育家，從挽救自身文化傳統的願望出發，開創出著名的“經堂教育”模式，教授阿拉伯語，研習伊斯蘭教義，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具有深厚阿拉伯語甚至波斯語造詣的經師。經堂教育綿延發展數百年，在傳承民族文化、提升民族素質、溝通中阿（伊）文化交流方麵作出了艱苦的努力。特別是經堂教育還推動了“以儒詮經”活動的開展，將“天方之學”與宋明理學融會貫通，構建起“回儒一體”的中國伊斯蘭教思想體係，實現了伊斯蘭教在中國的本土化，豐富了中華文化。不過隨著時代的發展，經堂教育的不足和缺陷也越來越明顯，改進經堂教育日益成為回回民族文化發展的迫切任務。
進入20世紀後，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變化。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華民國”；“五四”新文化運動高擎民主與科學的大旗，極力推進文化和教育的變革，新式學校教育蓬勃興起，出國留學蔚然成風。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穆斯林也開始走上文化自覺之路，探索變革經堂教育的途徑，興教辦學，一種新的教育方式——“學校教學”便應運而生。
首開回族穆斯林新式學校教學之風的當推著名阿訇王浩然（1848—1919）。王阿訇於1905年赴麥加朝覲，借機遍遊埃及、土耳其等國，頗有感悟，回國後即銳意興學，以啟民智，他說：“餘遊土耳基歸國後，始知世界大勢非注重教育，不足以圖存。隨即提倡興學。”1907年，浩然阿訇在北京牛街禮拜寺創辦了“回文師範學堂”，改經堂教育為學校教育，增訂課程，兼授中文。之後，在全國各地回族穆斯林集中居住的地方，陸續興辦起數十所不同規模的新式學校，著名的如湖北武昌清真小學（1912）、北平成達師範學校（1925—1949）、山西晉城崇實中學（1927—1938）、上海伊斯蘭師範學校（1928—1937）、浙江杭州穆興中學（1928—1937）、四川萬縣伊斯蘭師範學校（1928—1935）、雲南明德中學（1929—1952）、湖南常德伊斯蘭中學（1931-1933）、甘肅平涼伊斯蘭師範（1938—1949）、雲南沙甸養正學校（1940—1950）等。其中尤以北平成達師範和上海伊斯蘭師範等學校最有成就。
成達師範學校由馬鬆亭阿訇等於1925年在山東濟南創建。校名取“成德達才”之意，《成達師範總章》明確規定，學校以“流行師範教育，以造就健全師資，啟發回民知識，闡揚回教文化為宗旨”，“成達之目的，即在教育興教，宗教救國”，“闡揚回教文化，即中國圖強之一道”②。1929年，成達師範舉遷北平，並創辦了《成達校刊》和《月華》雜誌，以配合教學，推動學術。學校還時常邀請知名學者來校講演，著名學者顧頡剛、張星烺、馮友蘭、白壽彝、韓儒林等都曾在成達作過學術報告。1932年，成達開始向埃及愛資哈爾大學派遣留學生。1936年，成達師範建立起成達圖書館，收藏有大量阿拉伯文書籍。值得注意的是，圖書館的籌建得到不少教外著名人士的大力協助，蔡元培、陳垣、顧頡剛等當時知名的教育家和學者都是“成達師範福德圖書館籌備委員會”的成員。1938年，成達南遷廣西桂林，1944年因桂林淪陷又轉遷至重慶。抗戰勝利後，成達又遷回北平。1949年10月，成達與北平的西北中學、燕山中學合並，成立“回民學院”。
成達師範在民族教育方麵所做的努力是多方麵的，它成功地改革了傳統經堂教育的教學模式，走出了一條新路。在課程設置、教材的引進和編寫、聘用外籍教師、派遣留學生、圖書資料建設、學術研究活動和開展對外交流等方麵都做出了可貴的努力。成達師範“開辟了一條衝破純宗教教育藩籬、把宗教教育同社會普通教育結合起來的康莊大道。”
上海伊斯蘭師範也是民國時期著名的回民民辦阿拉伯語學校。1928年，從國外考察回國的達浦生、哈德成兩位著名阿訇，深感中國穆斯林“教務日頹，文化衰落”，立誌要“革新經堂教育，創辦新型的伊斯蘭教教育”①。遂於同年秋創建上海伊斯蘭師範。
1931年，學校開始向埃及派遣留學生。1938年，因抗戰爆發，學校被迫遷往甘肅平涼，改稱平涼伊斯蘭師範。上海伊斯蘭師範在上海辦學10年，共招4屆學生，畢業生60多名，這些數字雖然不大，但在當時該校教育理念堪稱先進，師資力量也相對雄厚，因而教學質量較高，加之學校位於大都市上海，對全國有輻射作用，培養出的學生後來也都具影響，如北京大學教授馬堅先生、台灣政治大學阿拉伯語係首任主任定中明等均出自上海伊斯蘭師範。
以成達師範和上海伊斯蘭師範為代表的新式回民阿拉伯語學校，都有一個共同的辦學理念，就是要培養“阿漢兼通”的應用型人才，因而在教學內容、課程設置、教材選用、教學方式等許多方麵與傳統經堂教學大有不同，有的學校還主張“阿、漢、波、英”四文並舉。另外還加授數學、史地、美術、文（藝）體（育）等科目。兩所學校一南一北，成為阿拉伯語教育從經堂模式向新式學校成功轉變的典型代表，開新風，走新路，引領了當時回民教育的新潮流，開拓出回回民族教育的新局麵，在我國民族教育乃至外語教育史上寫下了富有特色的一頁。
民國時期新興的民辦阿拉伯語學校，是回回民族為實現文化自覺、謀求民族進步所做的艱苦嚐試，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反映出當時回族穆斯林力求緊跟時代，努力自強，發展文化教育的強烈願望。無論其創辦者、教師還是學生，都有與時代潮流合拍的新理念，具有強烈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具有強烈的報國之心和勇於承擔使命的責任感。這正是回族新式阿拉伯語學校長期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也是其最大的成功之處。不少畢業生後來很有作為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這些學校，包括成達師範在內，造就了一大批回族知識分子，其中不少是中小學教師和新型阿訇。通過派遣留學生，這些學校還為國家培養了一批阿拉伯語人才，新中國成立後在大專院校阿拉伯語專業任教的，即有15名之多”②，成為新中國阿拉伯語高等教育事業的奠基者和開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