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小葉1991年開始在澳洲獨立打拚的時候，身上隻有在美國學習那一年省下的相當於4000澳元的積蓄。然而，我們在心理上已經作好為新生活努力拚搏一番的準備。最初的一些日子，我們的朋友格雷姆和夫人多羅茜、“小帕蒂”和丈夫勞裏、我們的板球朋友費爾和一位名叫江靜枝的中國朋友非常熱情地幫助了我們，為我們提供了精神上和物質上最寶貴的支持。
當時，我們沒有住處。那時候，正好江靜枝全家要去美國度假。她好心讓我們先住在她家，順便為他們照看房子。她家那座小洋樓位於悉尼北部一個高尚區。江靜枝的先生麥考爾是一家工程公司的總裁，有一輛寶馬。735il轎車。江女士開一輛寶馬318。離開外交行業，當然也就放棄了領館的奔馳車。麥考爾問我，願不願意開那輛寶馬7係送他們全家去機場。我當然願意了！其實，一看見那輛寶馬車，我就流口水了。在送他們全家去機場的路上，寶馬7係的舒適、豪華既讓我回想起領館的奔馳300E，也讓我對自己未來的奔馳、寶馬產生了無限的期待。
此時，最需要做的兩件事就是，買車和找一份工作。費爾為我們找到了一輛二手車，是輛1977年的三菱西格瑪。這輛車是金色的，花了3750澳元。付款後，我們賬戶裏就隻剩下250澳元了。車裏沒有空調，沒有動力方向盤，一下雨裏麵就漏水。由於沒有空調，而悉尼的陽光又格外強烈，如果把車停在陽光下，再一進車裏，就跟進了蒸籠一樣。有一次，我和小葉去找工作，回到車裏以後，小葉差點兒沒熱得虛脫過去。但這畢竟是來澳洲以後第一輛屬於我們自己的車。剛買下它時的感覺就好像到手的是奔馳甚至勞斯萊斯一樣！
今天很多人告訴我，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們花費積蓄的絕大部分去購買一輛車，未免太冒險了。但當時，如果我們不能盡快找到工作，那點兒錢根本維持不了多久。那時候，如果沒有一輛車，我們幾乎沒有找到工作的機會。以前，我們的工作都是國家安排的，自己從來沒有去找過工作。而現在，我們必須靠自己的努力，去找到一份工作，不管是哪種工作。我必須同過去徹底告別，憑借自己的勇氣和勤奮，去開辟未來新的生活。我告訴自己，無論什麼工作，無論高低貴賤，隻要合法的，我能做的，就應該去做。我不應該，也沒有權利挑肥揀瘦。即使找到的第一份工作並不是最理想的，我也要抱著熱情和積極的態度去做。因為它畢竟是暫時的，我隨時可以去尋找更好的工作。無論如何，這種新的生活方式是我們自己做出的一個選擇，我們應該為自己的選擇承擔全部後果。我和小葉約定：從我們開始獨立奮鬥的那一天起，我們自願永遠放棄抱怨的權利。我們深信，凡事都在人為。隻要我們竭盡全力，不論是什麼結果，我們都無怨無悔。
那時，澳洲正處在經濟蕭條時期，失業率非常高，企業都在大幅裁員，官方利率高達12％，很多澳洲人因為沒有工作不能支付房貸而失去住房。對於我和小葉這樣沒有當地工作經驗的生手來說，找工作尤其困難。
我去麵試過幾份工作，都因沒有“當地經驗”而失敗。我知道，如果我們要生存下去，我必須盡快掙到錢。假如家裏無米下鍋，無論我的大學學曆，口譯技巧，還是以前作為外交官的工作履曆，都沒有任何意義。後來，我申請了一份在多米諾比薩店送外賣的工作，薪酬是稅前每小時7澳元，外加每個比薩外賣訂單6％的傭金。送比薩僅僅是每個晚上3到4個小時的工作，所以我一周隻能掙到140澳元。我的經理是個隻有18歲的又高又瘦的澳洲小夥子，說話時臉上毫無表情。他的時薪是12澳元，對我有點兒愛搭不理。在這家店打工的大多是些十八九歲的在校大學生。他們總是把最遠、最小的外賣訂單給我。因為大訂單可以掙到更多傭金，近處的訂單自然可以多送幾次。當時，多米諾有個政策：要保證從接到訂比薩電話到送貨上門不能超過三十分鍾。超過的話，下次就要白送一個比薩給顧客。我經常去送比薩的地方是個富人區，都是大房子。當時，我還戴副近視眼鏡，晚上開著車，黑燈瞎火的根本看不清街牌號。這樣，心裏也就更加著急，擔心超過三十分鍾，就得白送人家一個比薩。我特別羨慕那些對這個住區的街道很熟悉的大學生。因為他們可以輕鬆地在三十分鍾之內把比薩送到。我知道，他們有點兒欺負我。但我心裏並不怨他們。因為我知道，這是我暫時唯一能得到的工作，也就是我眼下最好的工作。但我心裏清楚，這隻是暫時的不方便！我將來會找到更好的工作，甚至會經營自己的生意。我的職責還包括，每天晚上關店門和擦洗地板。我帶著極大的熱情做每一件事。我的心裏在憧憬著明天。我總是告訴自己，這是一個嶄新旅程的開始。一年以後，當我開著自己第一輛全新的寶馬318，去比薩店買比薩時，那些大學生看到我的寶馬車，全都目瞪口呆。
幫助我度過那段艱難歲月的，是我天生的積極態度。我知道，眼下這份工作隻是暫時的。它隻是人生的一個過渡階段。我有一個清楚的目標。我相信自己日後會非常成功、非常富有。我願意為這一天而不辭勞苦，努力奮鬥。過去所付出的努力和得到的結果，是我信心的源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