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論講話最主要是有關角度和主題的問題，這個問題一般可以從演說者的工作性質及工作中遇到的難題出發，也可以是一個階段社會或政府工作的重點，因而應該具有普遍性。但具體到某一篇文章，回答什麼問題又是有特定針對性的，因而論說就要有一定的範疇。比如關於“友誼”的話題，可以從友誼的“類別和性質”去談，回答“是什麼”的問題；也可以從“原因和目的”的方麵去談，回答“為什麼”需要友誼的問題；還可以從“方法和途徑”的方麵去談，回答“怎麼做”才能獲得友誼的問題。但現實生活中很難見到這樣的人：他即不明白什麼是真正的友誼，也不懂得人為什麼需要友誼，更不了解獲得友誼的方法和途徑。因此，假如我們要寫一篇《論“友誼”》的文章，就沒有必要對三方麵的問題逐一加以回答。如果你所針對的對象誤以“酒肉之交”、“哥兒們義氣”為友誼，你就來回答“什麼是真正的友誼”；如果你所針對的對象性格孤僻、內向，獨往獨來，你就不妨談談友誼的價值；如果你所針對的對象渴望友誼而不得，為此傷心苦惱，你就得來回答一個“怎麼做”才能獲得友誼的問題。
政論講話的第二個方麵就是有關論述的觀點問題。演說的目的在於說明觀點，有時候圍繞一個觀點的論述需要涉及多個方麵，但這樣是有難度的。因此，事實上，大多數演說都隻回答（或主要回答）一兩方麵的問題。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集中回答馬克思的貢獻“是什麼”，瞿秋白《魯迅的精神》隻論述“魯迅精神”的內涵是什麼；賈誼《過秦論》（上）隻回答秦王朝“為什麼”會暴亡的問題，而蘇洵《六國論》則重點分析了六國“為什麼”亡於秦的問題，這樣讀者才能知道你要說什麼。
政論講話的第三個方麵是要講究通俗性。演說答疑解難，要使人懂，使人信，甚至要使人行———照著去做，所以必須講究科學性，闡述的必須是真理。不懂裝懂，信口胡說不行；強詞奪理，散布謬論更不行。但掌握了科學的知識，手裏有了真理，也不見得就能“使人懂，使人信，使人行”，這裏還需要會使用說理的方法和技巧。政論演說的基本方法是“擺事實，講道理”，這差不多人人皆知，但事實要“擺”得有力量，道理要“講”得透徹，並不容易。就說“擺事實”，“擺”什麼樣的事實？這是“質”的問題，這得看你手裏有多少事實供自己挑選，還得看你是不是能夠選出最能說明問題的事實。“擺”多少事實？這是“量”的問題，當然並不是越多越好，但也不是越少越好，最恰當的“量”是要能“覆蓋”住自己論題所涉及的範圍。
除了“擺事實，講道理”之外，還有打比方，做比較，引言論等等方法。除了演說的方法及其技巧之外，還有句法結構問題。多種多樣的演說方法，多種多樣的句法結構，是保障科學和真理“使人懂，使人信，使人行”的重要條件，這也是政論演說不可忽視的特點。
總之，政論講話的語言，是為宣傳科學和真理服務的，為“使人懂，使人信，使人行”服務的。因而每一個概念，每一個判斷，都要求實，準確，每一個推理都要合乎邏輯。準確了，才能“鮮明”；在準確、鮮明的基礎上才能講到“生動”。
政策講話
作為黨政負責人，應該對一個地區或一個行業的政策導向、輿論走勢有一個正確的引導作用，而這種作用往往是通過在地方報刊或黨報黨刊中撰寫政論文章來達到的。因此，要作好黨的宣傳工作，一定要對政府的政策方針十分了解，並能夠結合本地區本部門的實際提出宏觀管理和微觀調控的方法和理論，而這恰恰是黨政幹部開展政策講話的宗旨所在。在政策講話中，要講究一定的技巧，以下我們以列寧及毛澤東在各個革命時期所提出的政治觀點為例，歸納為四個問題，以引起大家的重視：1.要注意口號及政策提出的準確性。
例如，一個地區的政府方針，一定要是政府領導集體做出的，而不應該是個人想當然提出的，而這種口號的表述應該具有高度的準確性，例如，俄國共產黨在一定時期所提出的主要口號是“無產階級在目前曆史時期的主要任務，是把俄國的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這是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決議草案》（1907年2月15—18日，《列寧全集》第12卷第129頁）指出的，因而列寧進一步以非常準確的語言表述道：
“任何貶低這個任務的做法，都必然會使工人階級從領導民主農民群眾的人民革命領袖變為跟著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跑的革命的消極參加者”，“各級黨組織都應當領導無產階級實現這個任務的活動，同時，一刻也不能忘記無產階級的獨立的、社會主義的目的”。
2.要注意論述的高度明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