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暗而不明，鬱而不發”，此謂“內聖外王”之道。內心聖潔，外行王道，這就是儒家在中國思想史上綿延兩千餘年而不倒的法寶。“內聖外王”雖文字簡潔，但內蘊乾坤。若使二者完美結合在一起那更是難上加難。“內聖”說白了就是修身養德達到至善的境界，而“外王”則是懷有聖人般的美好品德後，再將這種品德付諸政治實踐活動的安民行為。光明灼灼的品德鼓動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豪邁，執手相望的期盼中留存著人生的輝煌。
原文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譯文經文上所說“修身在正其心”的意思，是說心有了忿怒，心就不得端正；心有了恐懼，心也不得端正；心有了好樂，心也就不得端正；心有了憂患，心也就不得端正。心有了忿怒，恐懼、好樂、憂患等影響著，就同不在自己身上一樣；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到，吃也不知道是什麼滋味。所以說修身在於端正自己的心。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曆代論引
程子說：“‘身有’之‘身’當作‘心’。”
朱子說：“（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解讀
為政之要在於修身
古人說：“政者，正也。”從有國家官吏製度開始，講正氣就是官吏的職業道德。先秦古籍記載，在我國的三皇五帝時期，官長稱“正”。在相當長的時期裏，“正”是從政官吏的總稱，他們的作用主要是以政正不正。堅持公正從政，是從政者應當遵守的基本準則。
孔子以“身正”為標準，把人劃分為君子、賢人和小人、鬥筲之人。君子、賢人在位執政，就會奉行仁政、德政，則政治清明，社會發展，人民安居樂業。否則，就將是暴政、苛政。孔子崇尚上古三代的德政，把堯、舜、禹時代視為天下大同的“黃金時代”，主張“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極力要求恢複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曆史進入封建社會後，王道漸趨衰微，國君們拋棄了正義和道德，靠玩弄陰謀權術、靠軍事實力實現朝代的更替，推行強權統治，所以造成了禮崩樂壞、爭戰不止、民不聊生。兩千多年來，儒家學派豐富和發展了孔子的這些思想和主張，編纂了“四書五經”，並對這些經典進行訓詁、考證和演繹，形成了一套完備的、係統的政德、官德理論體係，在許多方麵有利於我們“常修為政之德”，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
一是重視官德、政德的表率作用。孔子說：“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後人在這個基礎上提出“君猶器也，民猶水也。方圓在於器而不在於水”（唐，房玄齡語）的說法，主張先治吏而後治民，“聖王治吏不治民”。
二是注重修身正心的自我修養。曾子根據孔子“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論語·裏仁》），提出“吾日三省吾身”，以後又發展成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準則，其核心是修身正心。《禮記》認為人本身有憤怒、恐懼、好樂、憂患等情緒，會影響到發揚正氣，所以修身的關鍵在“正其心”。孟子則倡導“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因為這種正氣“至大至剛”“塞於天地之間”，“配義與道”，是“集義所生者”。有了這種浩然之氣，就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能“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三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深刻認識到人民的力量和作用。孟子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如何得到民心的擁戴呢？他指出得民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活學活用
矢誌不移與晚節不保
漢武帝晚年，蘇武奉武帝之命率領副使百餘人出使匈奴，攜帶大批禮品，並送還漢朝扣留的匈奴使者。當蘇武完成任務準備回國的時候，意外的情況發生了：匈奴單幹威逼蘇武投降，蘇武義正詞嚴地拒絕了他們的利誘。單於見蘇武不投降，便把他關在一個陰冷的地窖裏，斷絕飲食，蘇武渴飲雪，饑吞氈，才免於餓死。單幹無可奈何，就把蘇武流放到北海（今俄羅斯貝加爾湖），給了他一群公羊，說什麼要等公羊生下羊羔，才放蘇武回去。北海人跡罕至，荒原千裏，為了生存下去，回漢朝複命，蘇武經常從野鼠穴裏掘取“草食”充饑。在北海，蘇武度過了19個年頭。風沙撕破了他的衣服，歲月染白了他的須發，凍餓練就了他一副硬骨頭。蘇武崇高的氣節，受到了匈奴廣大人民的尊敬。昭帝晚年，漢朝與匈奴和親，蘇武才回漢。蘇武保持氣節，不屈服於匈奴貴族的任何威脅與利誘，代表了漢族和匈奴族人民要求平等、聯合反對民族壓迫的共同願望。因此，蘇武牧羊北海的事跡被人們編成歌、劇、故事廣為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