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驚心動魄的成功演出，是從苦惱到苦惱，經過地獄一般的折磨，才出現的。據說進天堂是美德的報酬，天堂是永遠的和諧與寧靜。然而戲劇的“天堂”卻比傳說的天堂更高更幸福，是不停地孕育萬物的土地，是亂雲堆起、變化莫測的天空。隻有見了萬象人生的苦和樂的人，才能在舞台上得到千變萬化的永生。舞台的藝術，編劇的藝術，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道路，隻有經過千百次探尋，千百次琢磨，才能找到“自己的創作道路”，才能望見戲劇藝術的“自由王國”。為此，他認為從事舞台藝術和編劇創作的人，應該盡量吸收一切美好的文化，來提高自己的修養。他說：
無論是小說、戲劇、詩歌、曆史、哲學，都有我們非讀不可的書。這些書會啟發我們，開闊我們的眼界，使我們分清楚是和非，分清楚高貴和卑賤，使我們知道人是多麼完美的一個構造（《哈姆雷特》中有一段談人的台詞，請大家讀一讀）。人能改造自己，能改造世界，叫人們勇敢起來向前奮鬥。
看了這些偉大的作品，能使我們明白起來——才開始明白起來，我們寫作的天地是多麼遼闊、深遠。原來幾千年來，中外多少勇敢的作家，已經在無限大的天地中為我們指出多少道路。所有這些談話，都似乎凝聚成他內心中的一種深深的期待，為促使偉大作品的問世而作出他的努力。當他看到舞台上湧現一股蓬蓬勃勃的、不可阻擋的新生力量，他是異常興奮的。他覺得自己老了，寫東西不像以前了，但他的心卻是年輕的，他多麼想同這些青年人一起揚起風帆，鼓足馬力前進啊！１９８２年６月１１日，迎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建院３０周年紀念，曹禺因病在上海治療，他特地委托刁光覃代表他參加慶祝大會。鄧穎超、烏蘭夫、萬裏、習仲勳、穀牧、鄧力群、周巍峙出席了大會。這裏，應特別提到鄧穎超同誌對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關懷。在十年動亂中，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已名存實亡，後來，連劇院的建製都被撤銷了。１９７８年４月，鄧穎超親自寫信，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恢複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並宣布曹禺為院長，甚至說，曹禺不但現在而且永久是劇院的院長。鄧穎超像周恩來同誌生前那樣，一直關懷著這個劇院的建設和成長。
為慶祝劇院建立３０周年，曹禺在《戲劇論叢》上發表了《紀念北京人藝建院三十周年》，為劇院編輯的《攻堅集》寫了序言。劇院的同誌對曹禺在劇院建設中所作的貢獻給予高度評價，紛紛題字、作畫、簽名，向他表示祝賀。於是之同誌是這樣寫的：
從３０年代到８０年代，您用您心血凝結的文字，培育了一輩子又一輩子的演員。今後，還將有大批新人憑您的劇作成長起來。我以我能作為他們當中的一個感到幸福。
董行佶這樣寫道：
在我３７年的藝術實踐中，有幸演出過您幾乎所有的劇本，周衝、胡四、張喬治、白傻子、曾皓、祝希堂、伯、溫敦，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鍛煉了我的演戲技能，這些不朽的劇作，又是認識人生的教科書。解放後，在您領導的劇院，多次得到您藝術上的幫助，您是我的良師。十年動亂的年代，我們曾睡在通鋪上，白天勞動，晚上燈下又一次聆聽您的教誨，您寫給我的詩句：“莫道逾花甲，壯心豈可息”，它一掃我思想上的灰塵，您是我的摯友。願您健康長壽！
曾經同曹禺住在一個大院的童超這樣寫到：５０年代初，您擁冰揮扇，寫《明朗的天》；６０年代初，您對月臨風，吟詠推敲勾踐獨白；６０年代中，您訪趙奶奶，構思白發孫美人。現在，您遷居了，我也搬家了，但，往事記憶猶在；您上歲數了，我病了，但，您仍是我前進的楷模。
其他如葉子、呂恩、藍天野、狄辛等都把自己最美好的祝願獻給老院長。３０年來，曹禺同劇院的同誌們探討劇本，切磋技藝，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他早就夢想建立一個像莫斯科劇院那樣的劇院，隻是在新中國成立後才實現了這個願望。３０年來，他同劇院風雨同舟，曆經困難，建成了一個獨具風格、蜚聲世界的藝術集體。他認為，“‘不怕攻堅’，這是北京人藝的藝術家曾經走過的道路，是北京人藝多年來立足於話劇一角的根本精神。”曹禺的名字，是同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聯結在一起的。
他的劇作，特別是在解放前的劇作，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關注和重視；
他的劇作，特別是他解放前的劇作，越來越多地被改編為戲曲、電影，甚至芭蕾舞劇；他的劇作，特別是他解放前的劇作，又被一個又一個重新搬上舞台。
這股“曹禺熱”並非是人為的結果，它伴隨著席卷祖國大地的思想解放浪潮而來，又伴隨著對曆史反思的熱潮而深入。它是曆史醞釀的迸發，是現實發展的必然。它像是一個聚焦點，凝結著新時期現實的熱力和曆史的能量。
如果說，全國解放前，十年動亂前，對曹禺及其劇作，也有過或高或低的評價；但是，總是有一層陰影籠罩著，有一種無形的網蒙蔽著。此刻，一旦衝決種種“左”的束縛，打破傳統的局囿，曹禺劇作的價值，猶如被塵埃掩蓋的珍珠，又重新放出光輝，還它以曆史的本來麵目。
在中國現代文學界、戲劇界，對曹禺的研究達到空前的高潮。據王興平、劉思久、陸文壁編輯的《曹禺研究專集》所提供的研究資料統計：從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３年，全國報刊共發各種論文、劇評、專著等共３２２篇（部）。據筆者了解，單是專著，至今已出版了五部：《〈雷雨〉人物談》（錢穀融）、《曹禺劇作論》（田本相）、《曹禺的戲劇藝術》（辛憲錫）、《曹禺年譜》（田本相、張靖）、《論曹禺的戲劇創作》（朱棟霖），湧現出一批有見地有深度的論文，並且初步形成了一支曹禺研究的隊伍。這不但是前所未有，而且在中國現代作家研究中，也是比較突出的。
這批論著探討的課題比較廣泛，從作家的生平和創作思想、劇作專論、人物典型剖析、創作方法、藝術風格、藝術技巧、戲劇語言，直到版本考訂等，應有盡有。從研究方法來說，也有新的時代特色，綜合研究、比較研究等獨具一格。研究者屏棄庸俗社會學的影響，力圖從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話劇發展的曆史中，從美學的角度來評價和探討曹禺劇作的價值和成就。其中最突出之點，是曹禺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中國話劇史中的地位得到重新評價。當人們撥開了種種迷人的雲霧，就看得更為明晰而肯定了。朱棟霖的評價是有代表性的，他說：曹禺，就是中國現代戲劇史上，為時代呼喚而誕生的“集體性人物”中一位傑出藝術家。
他自１９３４年發表《雷雨》以來，先後創作了《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劇作，從而奠定了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現代戲劇史上的重要地位。
他的戲劇強烈集中地表達了“五四”新文學主題，呼喚出被壓迫者的心聲，以個性解放的革命民主主義力量，有力地衝擊了中國封建主義與黑暗社會，並以《雷雨》、《日出》、《北京人》為代表，在現代文學史上樹立了一座豐碑。
他發展了我國悲劇藝術，進一步開拓了悲劇文學的表現領域，為悲劇創作提供了典範。
他高度的戲劇文學成就對我國現代話劇文學樣式的成熟起了決定性作用，奠定了這個“五四”以來新生文學樣式在我國的地位。
曹禺，就是這樣以卓越的藝術成就和傑出的曆史貢獻，回答了時代的呼喚！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７日，《戲劇報》為紀念曹禺創作５０周年，召開了一次小型座談會。參加座談的有唐皘、劉厚生、晏學、方傑、田本相。同年，《戲劇報》第１２期以《立於世界戲劇之林的中國劇作家——曹禺》為題，發表了座談會的發言。與會同誌對曹禺對中國話劇所作的曆史貢獻，給予高度評價。唐皘以文學史家的眼光，稱曹禺是“開中國話劇一代風氣”的劇作家。他說：
我很喜歡曹禺的劇本。我有這樣一種看法：中國的話劇跟現代小說、現代詩歌的情況不同。小說方麵，魯迅的《呐喊》一出來，起點就很高；詩歌方麵，郭沫若的《女神》也是這樣。而在話劇方麵，許多老一輩作家田漢、歐陽予倩、丁西林、熊佛西等做了許多工作，寫過不少好作品，篳路藍縷，為話劇開拓了一條道路。但真正能夠在現代文學史開一代風氣，給人耳目一新之感的劇作，恐怕還得從曹禺的《雷雨》算起。……曹禺恐怕是我國最早寫出《雷雨》這樣能演又能讀的大型劇本的作家。特別是他通過話劇這種形式，把中國人的精神氣質表達出來了，起點很高。對一個２３歲的青年來說，確實了不起。
唐皘還說，曹禺為什麼會取得這麼高的成就？是因為他同魯迅、郭沫若、茅盾等一樣，盡管都接受外來影響很大，但卻能取人之長，為我所用，在借鑒中把自己民族的東西又提高一步，具有真正的民族氣派和民族風格。他稱讚曹禺的劇作“真正把中國人的靈魂畫出來了”。晏學指出，曹禺的劇作是“中國話劇藝術成熟的標誌”。我也認為，曹禺是一位“走向世界的劇作家”。
伴隨曹禺研究的熱潮，是他的舊作如《雷雨》、《日出》、《北京人》、《家》等，又重新在各地上演。耐人尋味的是，被冷落壓抑了數十年的《原野》，又被搬上銀幕，搬上舞台，學術界對這個曆來有爭議的劇作，又重新展開再評價和再探討，形成一股小小的“《原野》熱”。
應當說，由淩子改編執導的電影《原野》，起了帶頭作用。此片於１９８１年１１月在香港公映，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令人遺憾的是，此片至今未在全國公映，在內部放映中卻不脛而走，受到電影界的普遍讚揚。它確實具有一種美的震撼力，在改編中它淡化了原作的神秘色彩和格外厚重的抑壓恐怖氣氛，它把原作提純了。誘人的故事，富於奇特色彩的人物，濃烈的感情，顯得更加集中，更加精煉。攝影師羅丹以其銳敏的藝術美感把畫麵拍得極有光彩，令人心醉。兩位主要演員都作了淋漓盡致的發揮，表演得十分出色。淩子在《反封建的長詩》等文中，稱《原野》是曹禺劇作中最好的一部，這就一反過去對《原野》否定性的批評，而顯得格外引人注目了。１９８２年８月，曹禺看過電影《原野》後，受到鼓舞，他對主要演員劉曉慶說：“很好，很動人，你演得比我寫的還要好！”他隨即為她題了八個大字：“誠重勞輕，求深願達。”他一方麵看到《原野》引起了觀眾的興趣，為此而感到高興；另一方麵他也感到懊惱，他曾不止一次地對我說，“對於電影《原野》，我一直弄不懂，拍了電影又不讓上映。長期以來，《原野》始終被無形的帽子壓著。《戲劇電影報》有篇文章：《金子不是破鞋》，想來也是有所針對的吧！”他終於敢談自己對《原野》的看法了。繼電影《原野》之後，四川人民藝術劇院、中國青年藝術劇院、中央戲劇學院等單位陸續上演此劇，它終於衝破禁區，又呈現在舞台上了。四川文藝出版社的蔣牧叢同誌，曾就《原野》一些問題寫信給曹禺，借此，他寫了一封長信，談了他的一些想法。原信是這樣的：牧叢同誌：
知道四川人民藝術劇院排《原野》，請你向他們說一聲。一、那個金子唱的歌無曲調，其實可不必唱，除非這個戲已經大大刪節，才能容下金子那樣回憶往日唱的情歌。二、此劇須排得流暢、緊湊；怎樣刪改都行。但不可照我的原本硬搬上舞台，以為那是忠於原作。導演要有自己的創造，自己的想象，敢於處理；此劇太長，最好能在三小時或二小時半演出時間之內。不要把觀眾“拖”死，留得一點餘味，才好。三、“序幕”與“第三幕”更要大刪！劇本寫得熱鬧，到了舞台，往往單調，叫人著急。第三幕，有五景，很不好弄。如果沒有生動、鬆快、流暢、浪漫一點的辦法，就留下仇虎與金子最後一點，幾句話，幾個能動人心的動作，其餘完全可以不要（絕不要把五個景都搞出來，那是危險的）。我看過兩次演出（大約我隻看了這兩次），都不好。那個第三幕隻能留給人想象。一實了，人“拖”死，“累”死，演員與觀眾都受不了。
要大膽一些，敢於大改動，不要使人看得想進出劇場，像作噩夢似的。《原野》是講人與人的極愛和極恨的感情，它是抒發一個青年作者情感的一首詩（當時我才２６歲，十分幼稚！）。它沒有那樣多的政治思想，盡管我寫時是有許多曆史事實與今人一些經曆、見聞作根據才寫的。不要用今日的許多尺度來限製這個戲。它受不了，它要悶死的我為四川人民藝術劇院的藝術家們作難；但我衷心祝願他們能夠成功！
曹禺
１９８３．５．１１
再，服裝不一定按劇本寫的那樣。要美一些，金子可以豔麗一些。
美工是否那樣寫實（整個劇不要太寫實）？可否“虛”一點？留給人想象。換景必須快。燈光要照見演員的臉。但，無論如何，這個戲需要了不起的好演員，既能激情，又能鬆弛，放得開，又會含蓄，要觀眾看著，一點不吃力。這就要內心的真感情，不是要弄機巧。不要演戲！
他們的詞句要讀得明白，讀得美一點。仿佛仇虎殺人後有一段關於生和死的獨白，要說清楚，叫人聽得見。不要毫無內容的抑揚頓挫，不要那麼多的手勢。如果是個好——真正好的演員，隻站在那裏，用真實的情感，有訓練的聲音，就足能表現了。又及。
他曾囑咐蔣牧叢同誌不要把這封信發表出來，他是十分慎重的。其實，又有何妨！早年，他曾經就《雷雨》、《日出》勇敢而坦爽地發表自己的意見，現在仍然需要這樣做。因為，它有助於研究，有助於演出，也有助於讀者和觀眾。
隨著《原野》搬上銀幕，《雷雨》和《日出》也相繼改編為電影。電影《雷雨》，是由孫道臨親自改編、導演並主演的。《日出》則是由曹禺和他的女兒萬方改編。借助電影，曹禺的劇作擴大了在觀眾中的影響，由於《日出》改編的成功，獲得金雞獎。圍繞曹禺三部劇作的改編，引起電影界和戲劇界的探討興趣。１９８６年６月，《電影藝術》曾召開有２０多位專家、導演、演員參加的座談會，研究這三部名著搬上銀幕的得失成敗。這個座談會開得十分熱烈，百家爭鳴，各抒己見。《電影藝術》以《銀幕向舞台的挑戰》為總標題，連載了與會者的發言，在電影界、戲劇界、文學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曹禺的劇作在海外的影響也在擴展著。
香港對曹禺的戲劇始終懷有熱情，還在“四人幫”統治的歲月裏，香港２４個劇社聯合演出，市政局主辦了“曹禺戲劇節”。當時上演了《北京人》、《蛻變》和《膽劍篇》。另由李援華從其它劇作中，抽取片斷編成第四個劇目，名為《曹禺與中國》，全劇共三幕。據作者說，他所以這樣編寫這個劇，是“覺得曹禺所有作品都和中國社會有很大關聯；而他在多年的寫作過程中，思想意識又隨著自己對社會的認識加深而變化。於是，我決定通過這個劇本，反映我國近４０年來的重大變動，目的是加深本港的年輕人對中國的認識和關心，並推動他們體會曹禺在各作品中所流露的觀點及作出自己的評價。”此次曹禺戲劇節在香港影響較大。打倒“四人幫”之後，《雷雨》等劇作又不斷演出，１９８０年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赴港演出《王昭君》，良友圖書公司出版了《曹禺〈王昭君〉及其他》。黎覺奔在《為曹禺的〈王昭君〉演出歡呼》中，熱烈歡迎劇組到來，並相信會“給予話劇界一個很大的刺激作用，從而使香港的演劇水準提高一步”。此劇演出在香港產生了較好的影響。１９８６年２月，中國青年藝術劇院赴港演出《原野》，觀眾反應也十分熱烈。香港總督尤德歡賞此劇後，操著流利的漢語對導演張奇虹說，他從１９４２年就讀過曹禺的《雷雨》、《日出》，今天能看到《原野》，心裏很高興。還請她代問曹禺先生好。這使張奇虹感到吃驚，想不到這位港督對曹禺劇作如此熟悉。曹禺的劇作在國外的影響也在擴展著。
在蘇聯、東歐諸國，曹禺的劇作早就被搬上舞台。近年來，也屢有演出。１９８１年他的《雷雨》由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大學中文專業同學演出，劇本翻譯楊玲（伊拉娜）把劇情縮成兩幕。１９８３年，《雷雨》在莫斯科再次上演。美國繼演出《日出》、《北京人》之後，１９８４年，密蘇裏大學邀請英若誠為該校學生排演由他改編的曹禺劇作《家》。英若誠後來說，《家》在密蘇裏州堪薩斯城的演出獲得很大的成功，美國評論界認為“《家》的演出使美國人深刻地理解了２０年代的中國社會，這是理解後來發生的偉大的中國革命的鑰匙”。日本，早就演出過曹禺的劇作，１９８１年１２月，《日出》由東京民藝劇團演出，翻譯兼導演內山鶉，陳白露由真野響子扮演。曹禺為這次演出寫了《作者的話》。饒有興趣的是１９８４年５月，大阪關西大學中文係學生，用漢語演出了《雷雨》。為了排練《雷雨》，這些年輕人付出了艱苦勞動，扮演劇中人物的演員，都曾自費專程來華，演出經費的大部分也是自籌的。他們的中國老師、複旦大學的廖光霞特地寫了《在日本看〈雷雨〉》一文，生動地記錄了這些為了日中友好而排演《雷雨》的日本青年的事跡。１９８５年９月５日到１６日，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在日本東京陽光城劇場演出了《家》，１０天演了１０場。據組織演出的日本朋友說，“在日本舉行訪問公演的外國劇目，多半在東京隻能公演兩三天即轉移到外地，因為隻有這樣才能維持滿座；在東京能夠連續演滿１０場，保持盛況不衰的，大概隻有兩年前的《茶館》和這次的《家》”。③《家》的藝術魅力吸引了日本觀眾，得到日本戲劇界同行的好評。日本戲劇評論家野村喬說：“它所以給人以深刻的感動，是因為從中可以呼吸到充滿苦難的中國近代曆史的氣息。”他說：“現實主義是藝術本來的道路，但在日本新劇中卻越來越少見了。在這個時候，中國話劇的到來，給人一種新鮮感”。④１９８４年２月，《雷雨》在馬來西亞上演，受到當地僑胞的歡迎。導演說：“《雷雨》的藝術成就已超過易卜生。”④從這些，我們可以看到曹禺劇作不斷擴大著它在世界上的影響，增進著中國和其它國家人民的友好聯係，為祖國贏得了榮譽。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２１日到１１月４日，曹禺作為中國戲劇家代表團團長再次訪問日本，代表團團員有方傑、李玉茹等人。此行得到日本戲劇界的熱情接待，觀看演出，出席座談會，日程排得很滿。他得以會見《日出》的日譯者內山鶉先生，還有許多日本的曹禺戲劇研究專家，如佐藤一郎、鬆枝茂夫、飯塜容等人。
日本有一批曹禺戲劇研究專家，如佐藤一郎（慶應大學教授）、大芝孝（神戶外大教授）、吉村尚子（東京大學教授）、吉田幸夫（北九洲大學教授）、井波律子（金沢大學副教授）等。飯塜容是一個年輕的學者，東京都立大學畢業，其畢業論文寫的就是《曹禺論》。著名的還有宅間園子、蘆田肇、名和又介等。佐藤一郎是最有代表性的，他對曹禺的戲劇有著很好的評價，他說：“在中國近代戲劇史上，若要推出一位代表作家，當首推曹禺。我覺得，在小說史上推崇一位達到頂峰的代表作家，肯定會引起很大的爭論。但至少是在話劇界，把他作為近代話劇的確立者和集大成者卻是可能的。”他還認為“曹禺是一個造型力非常卓越的作家。他能大膽地去掉多餘部分，其餘皆歸我取。他的造型能力使全劇緊緊地把握而成為一個渾然一體的世界，他把滿腔熱情傾注到造型上”。他認為曹禺的“造型能量的源泉來自中國文學的傳統”，“正是中國傳統內部的造型意識從而獲得近代睿智，這個睿智的名字，就叫曹禺的現實主義”。盡管他認為曹禺接受過外來的影響，但曹禺所塑造出來的人物卻是“古陶和黃土的子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