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當時從西藏回來沒多久，那時候我還沒有結婚，也沒有分配工作，整天和一幫戰友混在一起，打打牌，喝喝酒。
一天，突然接到但增的電話，我感到很奇怪，因為家裏的座機是新裝的，我並沒有把號碼告訴過他，後來才知道他是把電話打到了我父親的單位，輾轉得到的電話號碼。
“朱毅，回去以後過得怎麼樣？”但增用帶著藏語發言的普通話問道。我想了想回答道：“腐敗，墮落，醉生夢死。”他笑了：“想出來動動嗎？”聽到但增的話，我頓時來了精神：“是不是又有什麼新鮮事？”但增沒有直接回答我：“知道哈拉湖麼？”我問道：“青海靠近甘肅的那個麼？”他說道：“嗯，五天後我在尕河等著你。”
掛了但增的電話後，我便激動了起來，說老實話，我已經有些厭倦了現在這種生活，無趣，乏味，人在平淡的日子過久了之後，都會在內心裏潛藏著一種挑戰刺激的衝動，而但增無形中把我的這種衝動給激發出來了。
我給自己做了充足的準備，特別備上了兩隻強光手電筒，工兵鍬，軍用匕首，防風打火機，背包繩，還帶上了過冬的衣服，我知道那裏的氣候，晚上很冷。
但增給我的五天時間很充足，第四天中午我就到了天峻縣城，下午四點多鍾，我到了尕河鄉。尕河鄉並不大，所以我很容易就打聽到了但增在哪，找到桑吉布的家，但增果然就在那裏。
但增看到我笑了，露出兩排潔白的牙齒。
坐下來，桑吉布給我倒了碗酥油茶，然後笑眯眯地坐在一旁，看著我和但增說話。
我問但增：“你什麼時候到的？”他說道：“昨天晚上。”我說道：“說說吧，去哈拉湖做什麼？”但增說道：“讓桑吉布告訴你吧。”
桑吉布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他從身上掏出一包皺巴巴的“春城”，發給我們一支，然後說道：“多吉，我的小兒子，前些日子和幾個朋友出去玩，在哈拉湖迷路了。哈拉湖不能迷路的，多吉從小就在哈拉湖長大。”我點了點頭，我知道他的意思，他是說多吉在哈拉湖是不可能迷路的。
桑吉布又說道：“多吉回來後，不說話了，發呆，整天發呆。我問他怎麼了，他也不說，而和他們一起去的羅布，回來才兩天就死了，死的時候嘴裏說著兩個字‘血霧’。”我皺了下眉頭：“他們一共去了幾個人？”桑吉布說道：“四個。”
我問道：“那麼另外兩個人呢？”他回答道：“一個回來後便失蹤了，而另一個和多吉一樣。”我望向但增：“你聽說過‘血霧’嗎？”他搖了搖頭：“沒有，從來沒遇到過類似的事情。”我又問道：“我們什麼時候去？”
但增說道：“晚上，他們就是在晚上出事的。”
桑吉布說道：“我也去，我有槍。”說著他從屋裏拿出一支“五六式”半自動步槍，當時在藏區這並不是什麼稀罕事，很多人都是民兵，家裏都有槍的。我點了點頭說道：“嗯，這樣安全一點。”如果半路遇到野獸，有支槍但也能夠嚇唬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