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具的藝術創作
1 書海浮沉追記
在中國，人們親呢地把這位音樂家稱為“老柴”。一個外國的藝術家得到如此親呢的稱呼，舍“老柴”外別無他人。也許因為從解放初開始，芭蕾舞劇《天鵝湖》幾乎征服了整整一代人。也許因為代表善良和純樸的白天鵝終於戰勝了邪惡，這樣的思路符合兩千年古老民族的傳統。也許“老柴”另外兩個芭蕾舞劇《胡桃夾子》和《睡美人》也同樣以善戰勝惡贏得了人心。也許“老柴”的弦樂四重奏那一段“如歌的行板”(Andante Canta－bile)使中國的知識界也感動到落淚，如同偉大的托爾斯泰當年喃喃細語：“我聽到了我們那忍耐著的、受苦受難的人民的靈魂了。”
也許“老柴”同他的“施主”，他的“摯友”馮·梅克夫人令人神往的書簡，使人們感到了人世間的溫暖。總而言之，在中國，人們熟知“老柴”，而且自豪地引為“老柴”知音。而我，一個中國人，每當聽到卡拉揚指揮樂隊奏出這《天鵝湖》的主旋律時，每當我在莫斯科大劇院聽見樂隊奏出這主旋律時，都不能自已地聯想到“老柴”感人的書簡——這些我稱之為不是情書的情書，雖則很遺憾這裏麵很少談到《天鵝湖》——很可能因為舞劇作於一八七五，而兩人的通訊開始於一八七六年。盡管如此，這些書簡仍然是了解“老柴”音樂生活的鑰匙。書簡集中譯本是四十二年前(一九四八)在上海初版的，人民共和國成立那一年(一九四九)三月在香港印了一次，然後解放初(一九五一)在上海又印過一次，這樣就間歇了三十年：直到開放改革伊始(一九八二)才陸續印行。十年前我在《重印題記》中曾寫下幾句心裏話，那就是——
?“三十年了，我幾次沒有讓出版社重印，因為我那時認為這種情調同那時的空氣不協調。現在雨雪菲菲的日子終於過去了，我想，就讓它重見天日罷。”
這是真話。不能怪出版社，隻能怪我自己，我沒有衝破那股“空氣”的膽量和勇氣，何況我那時恐怕也沾染上那種“空氣”。但奇怪的是在海峽那邊這個集子(雖然沒有署譯者的名字)卻多次同讀者見麵——這是我一九八○年帶代表團訪問香港時才知道的，而且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祁峰副社長送了我一本台灣版。台灣版是在哪一年初次印的，我不知道。由台北樂友書房作為《樂友叢書》之八印行時是一九五九年(前此已有文星書店的版本)，又十年(一九六九)印了新版，我得到的一本是民國六十三年(一九七四)九月的四版本。書名為《柴可夫斯基書簡集》，署梅克、包溫合編，隻署吳心柳校訂；書前有校訂者寫的《新版序》(一九六九)，和《重刊感言》(一九五八)。
由於此書在彼岸印過多次，可以斷言“老柴”也很受那裏的讀者歡迎的。《重刊感言》末段雲：“對於本書譯者，我們充滿了感激。設非他的努力，中文的音樂書叢中何來此一佳著？知音何處？隻此附表敬意。”
十年前當我在香港讀到“知音何處”這四個漢字時，我深深的感動了。天然的障礙，人為的阻隔，都阻不住藝術家心聲的交流。但願這位從不相識的“老柴”迷此刻還健在，有朝一日到這邊來看看“老柴”在大陸有多少相知，這該多好！台版校訂者繼續寫道：“柴可夫斯基與梅克夫人間的逸事，久為音樂史上的美談之一。其間的情摯意深，非僅後人難究其詳，就是當時也少為人知。他倆曾維持通信十四年，簡牘盈累，寄意寄情。有一段時期兩人的住處相距還不到半英裏，而且互相都清楚知道對方的所在——可是仍然款款魚雁，未曾有過一次交談。這種友情交往方式，更使人覺得如在春朝薄霧，看綽的花枝，沉在人們心底下的迷茫美感，反比看透了更為撩人。”
《重刊感言》接著對這世界樂壇的佳話，發表了一些感想，雖有不少臆測成份，卻正好是譯者我在初版前記(一九四八)或重版前記(一九八○)中都沒有觸到的。比如說——
“至於兩人間的感情深度和幅度，有無愛情的成份？答案可以說是有的。這可以從梅克夫人對柴可夫斯基太太的暗妒上麵反映出來。還有那些纏綿醇醪的傳情字句，使讀的人每每有書不勝情之感。但兩人都懂得用理智來約束自己(雖然也有激動之時)，乃有此玉潔冰清之局。至於兩人為什麼連麵都不願意見？明顯的理由自然是怕沉淪於世俗的男女情愛漩渦中。因為照當時的社會習氣(對寡婦的歧視)，雙方年齡(女大男九歲)，身家境況(夫人有十二個孩子)，怕羞性格(男比女更靦腆)，連維持這種通信的‘神交’都是一種不便廣為人知的行為，遑論其他？
“另一處細節也值得注意——即一般多認為兩人確是終生不曾見過麵的。事實證明並非如此。——至少他們碰過兩次頭，但始終未通一言。昔人詩雲：‘束情難似束馬’，這種自製與自持，我們低徊傳誦其婉麗信柬之餘，未免令人歎息。但正也可以看出兩個何等堅毅高潔的靈魂，不時在這些信中交互閃現。”
這段充滿感情的推理，引人浮想連翩。貴夫人與平民，富婆與潦倒的藝術家，寡婦與結了婚的男人……所有這些都同社會傳統的道德規範相抵觸，甚至比作曲家普切尼(Puccini)在歌劇《波希米亞人》(《繡花女》)所描寫的那位窮藝術家和染了重病的繡花女之間的遭遇更困擾人。“老柴”和馮·梅克夫人默默地、悄悄地，文字交往了十四年，固然已經是一個謎；忽一日他們之間突然中斷了通信，更是不可解的一個謎。無法解釋，十年前我隻好把這歸結於命運，我寫道：
“然而命運對柴科夫斯基卻是多麼殘酷啊。他不與人爭，但樂壇的人們卻並不護著他。他把一部鋼琴協奏曲獻給他所尊敬的大師魯賓什坦——而大師卻拒絕演奏；他把一部小提琴協奏曲獻給他所欽佩的歐愛教授——教授拒絕接受。他胡裏胡塗跟他的一個女學生結了婚：他憧憬著的是理想、愛情、事業、祖國，而她追求的則是浮華、虛榮、庸俗的生活與無目的的享樂。無戀愛的婚姻(雖則短時期的共同生活)迫使這個音樂家幾乎陷入精神分裂的境界——還是馮·梅克夫人把他解救出來，讓他遊曆西歐，擺脫世俗的糾纏。然而同馮·梅克夫人的交往，最後也並沒有使我們的作曲家得到持久的幸福。兩人第一次通訊是一八七六年，是作為‘施主’向他‘訂貨’的，十四年間她資助他，鼓勵他，卻有意地避開了麵對麵的接觸(雖則有過兩次是在馬車上偶然邂逅)，到一八九○年，馮·梅克夫人突然諉稱破產了，停止了對他的經濟支助，同時也停止了書信往來。這中斷對於這個憂國憂民而又多愁善感的音樂家是一個重大的打擊——盡管如此，在其後的三年間，他還是出訪了‘新世界’(美國)，他寫完了最後的一部交響樂——第六，即題名《悲槍》的交響樂，然後與世長辭。”
這兩個人十多年間的通信，一九三四至三六年由蘇聯科學院彙編成三卷，以Academia(科學院)名義印行，故稱“學院版”。此書我始終沒有看到過。中文版書簡集是根據美國蘭登書屋(Ran－dom House)一九三七年出版的《摯愛的友人》(“Beloved Friend”)一書譯出的，這部書有個副標題，即《柴科夫斯基和梅克夫人的故事》。馮·梅克夫人的孫媳婦巴巴拉(他們夫婦二人一九二三年離俄定居美國)在美國人波汶(C.D.Bowen)的協助下編成此書。原書以“老柴”與馮·梅克夫人的通信為中心，夾雜了少量其他信件，加上敘述性文字，有意將它編成一部傳記性質的讀物。因為加了說明，讀來容易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也因為加了敘述，不免帶有一些感情色彩，尤其是帶著一層小市民的傷感色彩。在翻譯時我已適當地加以處理，初版時取名《我的音樂生活》，由吉少甫主持的群益書店刊行。封麵是郭老(沫若)題的書名，字寫得剛勁有力，現今已成為郭老留給“老柴”迷的墨寶了。我在初版題記的第一節“書名的來由”中說：(這本書是由梅克夫人的孫媳婦和C.Bowen根據兩人的通信編成的)，“其間加插了事實的敘述，和同時代人其他通信的選譯，首尾連貫，儼然一部專講柴科夫斯基音樂生活的專書，甚至儼然是柴科夫斯基自己寫成的講他自己的音樂生活的專書，所加的說明正好是一種加深後人了解的詮釋。因此，當出版者仿照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著《我的藝術生活》，想把這部書的譯本定名為《我的音樂生活》時，譯者經過一陣躊躇，也覺得相當確切；不過為不是柴科夫斯基親自有意寫成的專書，因此譯者提議上下加一個引號，即《“我的音樂生活”》，表示這不過是借用來表達書中的內容的。後來我們就這樣定下來了。”不過後來書名並沒有加引號，封麵除了郭老題的六個大字外，右上角還有兩行仿宋字：
柴可夫斯基與梅克夫人通訊集
中蘇文化協會研究叢書
顯然此書是中蘇文化協會的研究叢書之一；與此同時，還有蘇聯研究叢書由俞鴻模主持的海燕書店出版，這兩套叢書是不是一個計劃的兩麵，我說不清楚，但其源頭卻隻有一個，即中蘇文化協會，這一點是無可懷疑的。老世界語者先錫嘉杭日戰爭時期曾在郭老手下工作，後來又在中蘇文化協會工作，他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托曾任中蘇文化協會秘書的張震轉給我一封信，敘述了這一段史實，其中說到：“張震同誌是原中蘇文化協會的秘書處秘書(我是他的助手——助理秘書)，為應四川省黨史工委編纂四川省黨史資料的需要，撰寫南方局領導下的中蘇文協的史料。他已把初稿寄給我看了，我提了一些修正補充的參考意見，補充了一些(關於〕研究委員會的工作情況。
“研究委員會在重慶時期未能開展工作，到南京後更難工作了，當時，三位領導人——主任委員郭老〔沫若〕，副主任委員陽翰老〔翰笙〕和葛一虹都在上海，主要的文化界人士也集中在上海。研究會的兩位專職工作人員在南京無事可做，就自動離去了。一九四七年初，研究委員會計劃在上海編印《蘇聯研究叢書》，需要一個為此工作跑腿的人，由於秘書處有張震在南京，於是我調來了上海。一九四七年三月，郭老出麵邀請有關文化界人士在他家便餐，商談編印《蘇聯研究叢書》事，應邀出席參加的有：薑椿芳，吳清友，梁純夫，焦敏之，陳冰夷，葉水夫，許磊然，有陽翰老和葛一虹，VOKS〔蘇聯對外文化協會〕駐華代表符拉基金，駐滬代表克留柯夫也應邀出席參加了。席間，一致讚成編印《叢書》，初步商定了選題，落實了撰稿人。VOKS代表表示給予大力支持。計劃開始實現了。一九四八年夏開始，上海已處在暴風雨似的日子裏，被黎明前的黑暗籠罩著，在行將滅亡的反動統治的迫害和威脅下，文化界進步人士紛紛離開上海，其中有《叢書》的撰稿人。海燕書店負責人俞鴻模走了，擔任《叢書》排版的利群出版社的負責人馮秉序被捕了，於是，撰稿中斷，排版停止，已發排的稿子隻得收藏起來，《叢書》的編印工作擱淺了。”
先錫嘉信中所述是指蘇聯研究叢書，“老柴”書簡集似不在內，但這部書簡集確實在一九四八年在郭老及中蘇文協關懷下出過一版，因為我是四八年十一月奉命撤離上海的，在這之前我已經完成了譯事，並且見到樣書了。不管怎樣，它是這套叢書的一種也好，是另一套叢書的一種也好，總之是在非常艱難的日子裏印出來的，這應當感謝吉少甫和群益書店同人。那時我手中除了那本我據以為藍本的《摯愛的朋友》之外，隻有“老柴”的《日記》——我手中還沒有由“老柴”一個兄弟莫德斯特(Modeste Tchaikovsky)編譯的兩卷本《柴科夫斯基生平和書信》(The Life and Letters of Peter Ilich Tchaikovsky)，雖則這部書早在一九○六年已於倫敦印過，據說此書彙集了“老柴”跟馮·梅克夫人全部通信的四分之一。我在一九八一年遊美時才看到紐約維也納書屋(Vienna House)一九七三年的重印本。莫德斯特編書時，也加上史實背景的描述，這些描述比起巴巴拉來，少帶感傷色彩。如果我四十二年前得到莫德斯特的書，也許中文版“老柴”書簡集的麵目就和現今刊印的不一樣。現在的譯本對“老柴”最後三年——即“老柴”跟他的“施主”中斷了通信以後的三年——過於簡略，而這不能責怪原書，因為原書的主題是這兩個主角之間的交往，交往中斷了，任務也就完成了。這三年，在莫德斯特的書卻還占有一百一十頁的篇幅，包括“老柴”給他的信，給出版家猶根孫的信以及給別人的信。遺憾的是現今的集子缺少了“老柴”同馮·梅克夫人最後一年的幾封通信(莫德斯特的書有這幾封信)，涉及他的最後歌劇《黑桃皇後》(Pique Dame)而且表達了作曲家對祖國的熱愛。請看“老柴”分兩次(一八八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二十六日)寫成的信：
一八八九年十二月十七日(29)，彼得堡。
“我親愛的，柔情的，無可比擬的朋友，——此刻你在哪裏？我不知道。但我真想跟你說一會話，所以我開始寫此信，打算到莫斯科後找到你的通訊處立即寄給你。我在彼得堡三個星期一事無成。我說‘一事無成’，因為我真正的事是作曲；而所有指揮樂隊，排練舞劇，等等，我都看做無目的的，逢場作戲的勾當，這些事隻能縮短我的生命，因為需要集中我的意誌力來忍受彼得堡這種生活……正月六日我必須回到莫斯科，指揮音樂協會的一場音樂會，安唐·魯賓斯坦將在這個音樂會中彈奏他的新作，而我十四日卻在這裏有一個大眾的音樂會；在這之後將會是我氣力用盡之時。我已下定決心推辭國內外所有的邀請，也許要去意大利休息四個月，並且在那裏寫成我未來的歌劇《黑桃皇後》。這個題材我采自普希金。事情是這樣的：三年前我的兄弟莫德斯特給克倫諾夫斯基寫過一個腳本，然後在這個主題上寫成一部非常成功的書。”
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一月七日)，莫斯科。
“我繼續寫我的信。《黑桃皇後》這個腳本是莫德斯特為克倫諾夫斯基寫的，但由於某種原因他不願將它配上音樂。後來歌劇院院長符舍伏洛伊斯基很想我來寫曲子，由於下麵的原因，這事就辦成了。原來他把他的願望告訴我，這同我暗下決心離開俄國一個時期以便潛心創作相一致，所以我就說：行。召開了一個會，我兄弟朗誦了他的腳本，討論了它的優點缺點，分了場次，甚至連扮演者都分配好了……我非常非常想工作。隻要我能在國外某個角落舒適地住定，我將能勝任愉快，而且可以在五月裏交出鋼琴總譜。配器將在夏季完成。”
這封信表明了在最後的幾年，“老柴”的創作力還是那麼旺盛。接著，翌年(一八九○)四月七日他在羅馬給馮·梅克夫人寫的信表白了他對祖國的愛：
“親愛的朋友—— 我正被迫逃離羅馬。我不能再給我的真名保密。有幾個俄羅斯人已邀請我參加宴會，晚會等等”。我已婉拒了所有的邀請，但我已無法自由自在，我出訪的愉快已經結束了。此間的著名音樂家斯甘巴蒂聽那幾個俄羅斯人說我在羅馬，便將我的第一部四重奏編在他的室內音樂會節目裏，並且來邀我出席。我不好不顧禮貌加以拒絕，因此我隻得犧牲我的工作時間，坐在那沉悶乏味的客廳裏，去聽我的作品的二流演奏；況且在整個晚上我都成為聽眾獵奇的目標，因為斯甘巴蒂已通知大家說我在場，而他們好像十分好奇地要看看一個俄國音樂家究竟像個什麼。這真是太不好受了。因為這種機遇肯定會一次又一次地出現，所以我已決定兩三日內取道威尼斯和維也納回國。“你不能想像我是多麼想念俄國，你不知我如何想望著在鄉下獨居。此刻俄國雖遇到一些麻煩。但無論什麼也不能阻止我對我自己的國土那種熱愛。我簡直不能想像我從前為什麼要離開它那麼多日子，甚至在國外還會有那麼多的歡愉。”
我上麵談過巴巴拉的書帶著某種情感的色彩，她沒有敘述到“老柴”這段故事的終結，也許她不想提起這個結局。書中隻是感傷地敘述：
“這就是柴科夫斯基的終局；這是他重建通信關係的最後企圖。他最好的友人永遠的離開了。他已經五十一歲。過去的記憶一幕一幕在他的腦海裏重現。他累了，他不能再找新的友人，他也不願再去尋找了。這時是一八九一年的六月。兩年之後，柴科夫斯基就走完了他的人生之途。”(八二版第254頁)莫德斯特比較巴巴拉冷靜些。他交代得清楚——
“這就是柴科夫斯基要挽回他的‘摯愛的友人’最後的努力。但是傷痕始終沒有治愈，一種說不出來的苦惱使他的餘生籠罩著一層灰暗。甚至在他彌留之際，他仍經常喃喃地念著娜哲茲達的名字，在他最後囈語發出的聲音中，隻有這個名字在他身邊的人都聽得出來。
“可以認為，這個在柴科夫斯基的生活中起著施主作用的馮·梅克夫人——為了減少她那不應有的鐵石心腸的罪過——她的生命也在緩緩走著下坡路，她得了一種可怕的神經性病痛，使她改變了她的一切關係，不隻改變同他的關係，而且改變同其他人的關係。他辭世的消息傳到她的病榻，兩個月後，她也辭世了——這是一八九四年一月十三日。”
在“老柴”同他的“施主”之間的無數通信中，有三封信是一八七八年七月連續寫成的，表述了“老柴”本人以及他的“摯友”的音樂觀和創作方法。所有別人的評論遠不及作曲家本人說得那麼真切。在這些表述中，“老柴”把他的藝術作品分成兩類，一類是由於自己的衝動非寫不可的(“我主動地由於忽然的意趣與內在的迫切需要而寫的曲子”)，另一類是人家“訂貨”的(“由外麵做主動的曲子，例如應一個朋友或出版家委托而寫的”)。世人通常以為頭一類才是“創作”，連某些藝術家也不免這樣認為；而第二類則不過是“應景”之作，沒有什麼藝術價值的。可是“老柴”不這樣認為。他說：“經驗證明了一部作品的價值並不看它屬於哪一類。常有這樣的事，即受人委托寫出來的曲子結果很成功，而由我自己的靈感寫出來的東西，有時卻因為種種意外的理由而不甚成功。作曲家寫曲時的周圍環境，因此而產生的心情，這是很重要的。藝術家在創造的時候，他必須是很平心靜氣的。在這種意義下，創造性的活動往往是客觀的，即使音樂的創造也不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