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於不敗之地
——晚年的曾國藩總結出高官失位的原因，並在信中告訴了他的家人。
○運權實戰：四根爛指頭，就是臭手了
當官有四敗，四敗就象四根爛指頭，指頭爛了四個，一雙手就作廢了；當官也是會造成如此下場。
居官四敗曰：昏惰任下者敗，傲狠妄為者敗，貪鄙無忌產者敗，反覆多詐者敗。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居官為宦的人，許多人走向失敗，有的原因很清楚，也有不清不白稀裏糊塗被免職罷官的。居官而敗的“軟原因”不外乎與上司、同僚關係處理得是否好、是否與時代合拍等，但“硬原因”卻有驚人的相似。曾國藩總結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時，歸結為主要的四個方麵。即昏、傲、貪、詐。他在給家人的信中說：
過去曾把居官四敗、居家四敗寫在日記中自警。現在怕時間久而遺忘，再次寫在這裏。與前次稍有不同。居官四敗是昏、傲、貪、詐：“昏惰任下的人敗，傲狠妄為的人敗，貪鄙無忌的人敗，反複多詐的人敗。”居家四敗是：“婦女奢淫之家敗，子弟驕怠之家敗，兄弟不和之家敗，侮師慢客之家敗。”認為走向“仕途的人家不違犯這八敗，就會長久。”
曾國藩認為要居官有成，必須力戒此四敗。欲不昏惰任下，必須做到“明”，尤其是知人之明。他在1853年給吳文的信中說：您說的“選擇賢人委以重任，聽其言而察其理”這兩句話，因我閱曆尚淺，實行起來難免把握不準而失去良才。不過，今年我在省裏，在下轄的武職官員中特別賞識塔齊布這個人，實在是因為目前軍營風氣不好，官兵們遇事退縮，行為虛浮，漫不經心，無所作為，驕縱渙散，如同撮合起來的泥沙不能當飯吃，令人又是歎氣又是痛恨，求得一個象塔齊布這樣熱血澎湃、立誌殺敵的人，實在很難，因此我才倍加器重屢加讚許。除他之外，我也缺乏可以信賴的心腹。至於那些不受我肯定的人，則是人人對之斥罵唾棄。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顛倒善惡，將大才、小才各種人才混為一談，那麼依著我這不夠寬大的胸懷，對此實在不能容忍。造成今天整個社會的動亂，隻因為人們混淆是非，萬事漠不關心，才使得誌士賢人灰心喪氣，偷奸耍滑之徒得意洋洋。
知人之明，才能做到人盡其才，人盡其才，才能事業興旺。因此曾國藩在軍命將，說某可為營官；某人可為大帥，某人福薄，當以死難著名；某人福壽，當以功久終。皆一一驗證。如他保舉塔齊布說“將來如打仗不力，臣首同罪”。後來，塔齊布果然屢立功勳，戰死沙場。還如說左宗棠“才可獨當一麵”，李鴻章“才大心細勁氣內斂”，沈藤板“器識才略，應堪大用”皆無不有所應驗。知人之明，部下就不敢胡作非為，一意孤行。曾國藩對陳國瑞問題的處理，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在曾國藩剿撚之初，認為陳國瑞率僧軍殘部駐紮濟寧，力量過於薄弱，遂把劉銘傳也派到濟寧，駐守濟寧城北的長溝集。陳國瑞向來暴虐，向不把湘、淮兩軍放在眼裏，此次見劉銘傳駐紮長溝，十分憎惡，又見劉銘傳軍配備著先進的洋槍，早已羨慕倍至，遂產生了搶奪的念頭。於是，陳國瑞率後突過長溝，見人就殺，見槍就奪，連殺數十人。劉銘傳聞訊後十分惱怒，發兵將陳國瑞團團圍住，將陳國瑞的親兵全部打死，將陳國瑞囚禁起來，連餓三天，直到陳國瑞告饒為上。回去以後，陳國瑞惡人先告狀，向曾國藩控告劉銘傳。劉銘傳亦不甘示弱。於是，兩個人便在曾國藩麵前打起官司。曾國藩對於陳國瑞的蠻橫、驕縱早有耳聞，今目睹所發生的火拚事件，也深怨陳國瑞。於是，曾國藩便在陳國瑞稟帖上，曆數其半生的功與過，並勸其誨過自新，最後與之約法三章，“第一條，八千勇數，必須大為裁減，極多不許過三千人，免致雜收遊勇，饑潰生變。第二條，該軍與淮勇及英、康等軍，一年之內不準同紮一處。第三條，該鎮官銜，宜去‘欽差’字樣，各省協餉均歸河南糧台轉發，不準別立門戶，獨樹一幟。”無奈，陳國瑞卻矢口抵賴。曾國藩便對其進行了三次參奏。終使陳國瑞受到了被撤去幫辦軍務，褫去黃馬褂，責令其戴罪立功的處罰這樣，陳國瑞不得不向曾國藩認錯，並立即服從曾國藩的調遣，由濟寧移駐江浦，再也不敢一意孤行了。
至於那些傲狠妄為如安祿山、貪鄙無忌如何和糰、反複使詐如李林甫等都是注定要失敗的。因此曾國落的為官不敗，可以說和他的用人之明、謙謹清廉、坦蕩至誠等準則是密不可分的。
○運權實戰：蘿卜白菜各有所愛
曾國藩極重視求師交友，重視人際關係的和諧。他入仕以後，為了進德修業，深刻地認識到，“求友以無匡已之不逮，此大益也!”他感歎道：“人之不可無良友也!”經過一段人世的磨煉，他這種感情似乎更加熾熱。
我們暫且從兩個部分來感受他的這種感情：
(一)
鹹豐十年(1860年)七月，這位兩江總督在日記中寫道：“我身旁必須有一個性格淡泊之人，時時看到我的缺點來規勸，不讓我不自覺中生出驕矜之心”又說：“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將，俱要好師、好友、好榜樣。”好師好友的力量是極大的，榜樣的力量更是無窮的。“京師為人才薈萃之地，不求人才沒有，愈求則愈出。”曾國藩秉著這樣的認識，在京城中結交了一大批師友，包括唐鑒鏡海、倭仁艮峰及吳廷棟竹如、竇瑁序蘭泉、馮卓懷樹堂、吳嘉賓子序、邵懿辰惠西、何紹基子貞、湯鵬海秋、黃彭年子壽、劉傳瑩椒雲、王錫振少鶴、朱琦廉甫、天尚誌萃佘、龐文壽作人等等。這批師友不但對他當時的進德修益大有教益，而且他後來治政治軍，也常常得到他們的重大幫助。
曾國藩初辦團練時，手無一勇一卒。而當時湖南已有江忠源的楚勇、羅澤南的湘勇，各有一定的勢力。其中江忠源的楚勇出境至廣西，有著名的蓑衣渡之戰，後保衛長沙城，轉戰江西，均有戰功。可是，曾國藩卻能成為他們的精神領袖，協調了各部的行動。江忠源戰死後，接領其部的劉長佑、蕭啟江等；羅澤南戰死後，接領其部的李續賓、李續宜、蔣益澧、劉騰鴻等，也大體上都接受曾國藩的指揮和調度。湘軍在逐漸發展的過程中，一批非湘籍將領陸續得到曾國藩的重用，如滿族人塔齊布、蒙古族人多隆阿、河南人李孟群、廣東人褚汝航、四川人鮑超、福建人沈葆楨等。這說明曾國藩在濃厚的宗族觀念、地域觀念之外，還有著坦蕩的襟懷和識才善用的本領。
所有這些大體上接受曾國藩節製的湘軍將領，除極少數如塔齊布等出身行伍外，絕大多數是原先不甚得誌、僻居鄉間的士人，他們以組護名教為己任，以殺“賊”立業為職誌，與曾相藩心心相印。然而，他們不團結於此，不團結於彼，獨尊曾國藩者，除思想相通這一點之外，曾國藩實有過人的人格力量。曾國藩提倡“恕”。曾國藩說：“人們誰不想自己成名、顯貴，若能推此心到別人，讓別人成名、顯貴，則與萬物同春!”反過來說，就是“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不欲人以虛偽待我，我便應不以虛偽待人；不欲人以權術待我，我便應不以權術待人，如此等等，都是人際關係的重要原則。曾國藩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