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事小而不為
事事從小處做起，則大事可成矣。曾國藩說：“泰山之高以其不棄糞壤，滄海之大，以其不拒濁流。”就是這個意思。
○駕權實戰：欲想變真龍，先做條好魚
古往今來，那些成就大事業的人，都是積累有素，厚積而薄發，一旦機會到來，乘勢而上。除非動亂之世，社會處於無序狀態，人的發展往往打破既定程序，就一般性而言，都從日積月累中成就。曾國藩曆來將眼界宏大與小處入手相提並處。認為二者缺一不可。他還特別從曆代有作為的帝王和宰相身上，印證他的結論。他曾有過這樣的精采之論：
古之成大業者，多自克勤小物而來。百尺之樓基於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積也。萬石之鍾，一銖一兩之所累也。周文王是中國難得的聖人，但自早晨至中午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周公是夜以繼日，處理政務直到天亮。這些聖賢勤勞若此，則無小無大，何事敢怠慢！諸葛亮為相，自杖罪以上，皆親自臨決。杜慧度為政，纖密一如治家。陶侃綜理密微，雖竹頭木屑皆保存起來作為有用之物。朱熹曾說為學須銖積寸累，為政者亦未有不由銖積寸累而能夠作為的。秦始皇用石來量書，不處理完畢不入睡；魏明帝自己代行尚書事，隋文帝批文件無暇吃飯，令衛士送餐，這些皆為後世所譏笑，以為天子不當親理細事。我認為天子或可以不親細事，若為大臣者，則斷不可不親。陳平之問錢穀的事，不知，問刑獄的事，尚不知，未可以為人臣效法也。大凡建功立事，一定以親眼所見者為有效。如有車必見其車具，如有衣必見其襟袖，若為廣見博聞的君子，必見其著述滿家，手搞累筐。若為躬行實踐的君子，必見其麵色之興奮，徒黨對他的感慕。如果善於治民，必見其所居之民高興的地方，離任時老百姓會十分眷戀他。假如善於治軍，必見其有戰則戰，有攻則取。若不以目所共見者為根據，而任憑心所揣度者為高，則將以空虛淺薄為哲理，而輕視務軍，以崇尚空泛為賢能，而恥笑勤奮謙謹，何異於鄧揚之徒，流風相扇，高心而空腹，尊已而傲物，大事細事，皆墮壞於稀裏糊塗之中。親者賢者，皆被拒於千裏之外，而雍正以居敬為奉行簡約之本，都一定是因為能夠勤敬才無廢事的。
我朝宣宗道光皇帝，臨朝三十年，勤政法祖。每日寅正而始，閱覽章奏，卯正而畢，事無滯留。1849年。聖上身體欠佳，自夏至冬，仍帶病治事，不趨簡便。1850年2月25日，始命皇四子代閱章奏，召見大臣。即今鹹豐皇帝也。蓋以七十天子，重病半載，其不躬親庶政者，僅是生前病重的那一刻。為人臣者，其敢自暇自逸，以不親細事給自己開脫嗎?
曾國藩還從細微處做起，總結出成功人生應謹守的六個原則：凡多欲者不能儉，好動者不能儉。多欲如好衣、好食、好聲色、好書畫古玩之類，皆可浪費破家。認為他的弟弟曾國荃雖無痕嗜之好，而頗有好動之弊。寫信勸道：今日思作某事，明日思訪某客。所費日增而不覺，此後講求儉約，首戒好動。不輕出門，不輕舉事，不特不作無益之事。即修理橋梁道路，寺觀善堂，亦不可輕作。舉動多則私費大矣。其次則仆從宜少，所謂食之者寡也。其次則送情宜減，所謂用之者舒。否則今日不儉，異日必多欠債。既負累於親友，亦貽累於子孫。
曾國藩善於從全局、從大局考慮問題，但對具體步驟又有條不紊，章章有法。他對打敗強敵，認為器械十分重要，如規定矛杆用竹必須“老而堅者”，“桐木必須小樹圓身，大樹鋸開者不可用”。他發現鄒壽璋捐辦的矛杆不合規定，立即下令更換。後來，他還親自研究炮子的打造，將原來生鐵為原料，改為熟鐵，結果既解決了炮子“經藥輒散”的難題，又使射程“多一裏有奇”。這種炮子大如葡萄，每炮裝子百餘顆，或三四百顆，“噴薄而出，如珠如雨，殆無隙地，當之輒碎”。殺傷力之大，可以想見。當時國內造炮技術原始，多方講求，亦無大的進展。於是決意在廣州采購洋炮千尊，但至鹹豐四年二月，隻解到三百二十尊。以後陸續采購，大有增加，成為湘軍水師主要利器。
○駕權實戰：一粒之餐皆可食
曾國藩是最早提出自籌軍餉的將帥之一。這有一個過程。江忠源之楚勇在廣西和本省作戰，或由賽尚阿大營糧台，或由湖南官府撥給。湘勇至長沙之三營也同樣如此。但省內財政拮據，再加上與大吏矛盾日益尖銳，曾國藩力圖改變依賴官府濟餉的局麵，“不欲取之藩庫”，乃決計自籌軍餉。為此，他一麵呼籲湘潭富戶解囊相助，一麵擬定簡明章程，在有關州縣設局勸捐，並敦請郭嵩燾等人及各地紳土相助。據郭嵩燾說，成績可觀，“甫一月捐得十萬餘金”。有的富戶慷慨捐輸，如湘鄉首富朱某，一人就捐萬金；衡州前湖北巡撫楊健之子也捐銀萬兩，安福蔣某更捐錢三十餘萬串。但多數並不踴躍。曾國藩決計勒捐，即強行令富戶捐助，“捐輸一事，竟亦非勒不行，待已決計行勒之藥”。不僅勒捐一般富戶，已故兩江總督陶澍，一湖北巡撫常大淳家亦不例外。這樣，至十二月，捐款有了增加，竟達六萬串。此外，曾國藩還奏準清廷撥銀四萬，湖廣總督吳文谘準截留兩萬。
但支出更多，僅軍餉一項，十二月曾國藩言即需七八萬金。此外，造船所費亦巨，如奏準截留之四萬金，約十一月中旬到衡，至十二月七日，就“已用去三分之二”。當時正“大招水勇，所費不貲”，這就使曾國藩不得不向駱秉漳告急，“務須省庫一為協濟，乃可了此一局”。事實上，到衡州後，留在長沙一帶之湘軍勇營，仍由藩庫供餉，曾自籌之餉，隻能供給在衡之四省及大營日常開支。這就是說，曾國藩依靠捐輸以自籌軍餉，“不欲取之藩庫”的計劃並未實現，仍不能不依賴省中大吏的支援。這是駱秉璋顧全大局，並認識到支援曾國藩，正是保衛湖南，保衛自己官位，乃至身家性命的明智措施。有此一番經曆，曾國藩更痛切地認識到對清廷撥款，對紳士自行勸捐集餉，都不能抱過高的希望，而依靠地方政權籌餉，則較為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