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上令下的統禦秘訣（續）
■禦經二：“清汙是禦人的必要
——曾國藩把人生前進的一切索繩之絆，汙濁之垢，一一清除，為護已身而絕不心軟。
如果你自己不把自己所激人生之詞蕩清，勢必有一日會汙黑你自己的身體直至心靈。
○轉禦實戰：殺個雞給猴看看
任何一個團體在發展中都會遇到“自立門戶”，從團體中剝離的事情，這也是一個很棘手的難題。一般而言，當一個團體沒有成氣候時，如果不能正確確立內部分配機製，優秀的人才最易跳槽另立門戶。如果屬於一般人員“出走”，當然不會對各業乃至團體構成危害，但如果屬於決策層、核心層，其隱患就不能掉以輕心。問時，在團體急速成長時期，向心力較強，個人在團體中的發展也水漲船高，因而隊伍比較穩定。但當一個團體經過一段發展，仍困難重重，看不到曙光時，很多人才就會流失，團體麵臨瓦解之勢。以上這幾種情況可以說曾國藩都遇到過。
在曾國藩移駐衡陽前編練湘軍的時候，王鑫本來是曾國藩地常賞識的一名將領、一直準備要重用他。但王鑫認為自己是最早帶勇的湘鄉人，並不打算接受曾國藩的約束。在曾國藩將湘軍的營地搬到衡陽後，他曾受命回湘鄉募勇，但王鑫回到湘鄉後，十分張揚，出入都要敲鑼打鼓，鄉人為之側目，又將勇丁多招至3000人。曾國藩聽說後，已是非常不滿。更令曾國藩氣憤的是，王鑫帶著這3000勇丁到長沙，竟與湖南巡撫駱秉章來往密切，並漸漸流露出自成一軍、不再聽曾國藩指揮的傾向。
曾國藩於是斷然要求王除原帶一營外，新招者隻留二營或三營；營官由曾國藩處任命，井按統一營製編練。但駱秉璋卻不令裁撤，命其加緊操練，駐省聽調。這樣，王鑫更拒不聽命，從而導致曾、王徹底決裂。上從此自定營製，自派營官，在組織上、製度上獨立於曾國藩之外，自成一軍。人們以後也習慣地稱之為老湘軍，以別於曾國藩統轄的湘軍。
曾國藩在關係到自己以及湘軍的前途命運的大事時，每次都不妥協。這次也不例外。於是，在1853年12月，他終於與王鑫攤牌，就兩人間的關係做一個了結。他給王鑫發去一封最後通牒式的信函，提出王鑫必須在遵守湘軍的營伍製度與脫離曾國藩的湘軍係統之間做一明確的選擇：
特書與足下約，計必從鄙意而不可更改者五條，聽足下自為屈伸者三條。能如吾之約，則一一照辦，破釜沉舟，以圖一舉；若必不肯從吾之約，則足下自成一軍，今後吾將不與足下事，吾並將另募數營勇丁以替足下之位置。
曾國藩所強調的不可更改的五條之中，最為關鍵的就是要求王鑫自己隻能統帶其中的一營，其他各營需要由曾國藩另行委派營官統帶，各營勇丁的數量也必須遵守湘軍統一的營製，不得自行其是。勇丁在招募入營後，必須經過至少兩個月的訓練，才能開赴戰場打仗。一句話，王鑫必須聽從他的指揮，否則，他就不承認王鑫繼續做他的部下。
王鑫此時以為自己追隨湖南巡撫駱秉璋比跟著曾國藩走更有的前途，便對曾國藩的警告不予理睬。駱秉璋也趁機拉攏王鑫，表示他所統帶的3000勇丁可以不裁撤，並繼續駐守在省城長沙。曾國藩看到局勢已無葉挽回，便忍痛與王鑫一刀兩斷，將他逐出教門。
王鑫本是羅澤南眾多弟子中的佼佼者。他比羅澤南小16歲。少時便自視甚高，給自己取了一堆的宇號別名，既字家賓，又字璞山，還自稱為返璞山人、四願居上、養拙子等。他的啟蒙先生曾經對他做過這樣的評論：
王鑫讀書，窮極聖賢義理，誌量宏遠，嚐書數語於壁上，謂“置身萬物之表，俯視一切，則理自明，氣自壯，量自宏。凡死生禍福，皆所不計。”
又說：
此人體貌清瘦，目光炯炯射人，聲大而遠，說話如在甕中，而滔滔不絕於詞。
24歲那年，王鑫考中秀才，並轉拜羅澤南為師。羅澤南一見，便覺此人不一般，對之抱有很大的期許，希望他將來能光耀師門。而王鑫對羅澤南也崇拜得五體投地。曾對別人這樣評價自己的先生：
其學行才識，為當時所罕見。續千載之墜緒，辟吾道之榛蕪，倡明絕學，通過時務，誠為蒼生而出。
曾國藩與羅澤南關係頗睦，屬早年結交的鄉友之一。考慮到這一層，曾同藩不願與王鑫為敵，做事留有分寸。而這次曾、王分裂，固然是兩人利害之爭，但也是曾國藩與湖南省中大吏矛盾的繼續。它反映了駱秉球急欲直接掌握一支部隊，不願在軍事上完全依靠曾國藩。事實上，在此之前，曾、駱在部隊調遣方麵就有過不止一次的衝突。田家鎮敗後，太平軍西上，駱令駐瀏陽之鄒壽璋營移防嶽州，但曾卻令如原地防守，不僅剝奪駱對湘軍的指揮權，且幾次臨川駱的指揮昏庸，幾同兒戲！省中，場外此不能不感到憤怒，長沙知府倉少平就致書曾，指責他的行為造成“號令紛歧”。駱自然更耿耿於懷，支持王鑫，使王感恩不已，不僅可以一泄怨氣，更重要的是王從此隻能更依靠他，更聽他的指揮。
不言而喻，王鑫式的決裂如果連續發生，將對湘軍，特別是對曾國藩個人產生嚴重的影響。為防止其重演，曾國藩斷然割斷與王一切聯係，把他逐出教門；且在致自己的老師的信函中，對王大加攻擊，使吳不再調王鑫軍北援，失去進一步發展的機會。事實上，王也由於不能接鄂，省內又財政困難，不能不將所部三千四百人，減去一千。這樣，就時後來可能的效法者，起了警戒作用，同時，曾國藩更刻意講求籠絡和控製部屬之方，利用同鄉、師生、親朋等關係，結成以他為中心的集團，並對個別敢於步王後塵的人，給予打擊。
○轉禦實戰：以“忠誠”為天下倡
曾國藩之訓練湘軍，鎮壓太平天國，常常打的一個旗號，就是忠君、忠朝廷。他倡導書生之血誠，這個誠，他認為“便是忠信”，並說：“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在他率湘軍首次出師的《討粵匪檄》中，他就提出“獨仗忠信二字為行軍這本”，並重申君臣父子的上下尊卑秩序不可顛倒：“自唐虞三代以來，曆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
應該說，從大節上說，曾國藩確實是做到了忠，因為他畢意沒有反朝廷，然而，在許多事情上，他的忠心則是大打折扣的。我們可以舉出許多事例來說明曾國藩並非全心全意地忠於朝廷。
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圍繞李秀成而展開的與朝廷的陽陰違。
李秀成是太平天國後期的重要軍事將領，被封忠王。鹹豐十年，其率眾破清軍江南大營，體現了傑出的軍事才能，他與陳術成一道，成為太平天國繼楊秀清、石達開後的軍事支柱。同治元年，因南京告急，李秀成回救南京。至同年六月十六日，南京城破，其時洪秀全已死，李秀成護送幼天王洪天貴福逃出南京，途中與部隊失散被擒。
李秀成是廣西滕縣人，係陳玉成同鄉，以守信義著稱，並擅長用兵，在軍中有極高威信，李秀成被捕後，曾國荃親自審訊他，李秀成回答說：用不著這麼費戲，給我紙筆，我寫出來就是。他坐在囚籠中，每天寫七千多字，寫了十天才寫完。據說，曾國藩原來承諾若李秀成降，可饒他不死，而且，李秀成在他的供狀中，亦已搖首乞憐，答應隻要饒他不死，他即可帶仍在戰鬥的太平軍投降清廷：“蒙九帥恩給飯食，中堂駕由皖來，當承訊問，我心悔已遲，是以將國中一切供呈。我為姓洪之將，外眾將兵俱是我轄，我願將部下兩岸陸續收全投降，而酬高厚，以對大清皇上，以贖舊日之罪。在我主在邦，我為此事，是我不忠，今主死國亡，我兵數十萬眾在外，我不能衛天國，又聽我失害民，皆我之罪也。若我有此本事，收降我之部將，再有反複變心，仍正國法，如辦不成，亦正國法。若中堂不信我有此本事，仍鎮在禁，容我寫信勸去。我在皖省居中，好辦兩岸之事，請示中堂，意下如何。”但最終曾國藩還是把他淩遲處死了。為什麼呢?分析起來，原因估計有這麼幾個方麵：
首先是由於李秀成的名望地位，洪秀全死後，李秀成實際上已是太平天國的領袖，如果讓他活著，一旦讓他脫逃，與幾十萬仍在各地戰鬥的太平軍聯手，仍將是清廷的心腹大患。而且，作為太平天國的重要領袖，他的生死也並非由曾國藩來決定，最終還得聽命於朝廷。
其次是由於李秀成在太平軍將士心目中的地位。據《太平天國戰紀》載：“鬆王陳得風已降國荃，見秀成在虜，向之拜。國荃叱之，得風曰：‘吾為母而降，事泄當死，蒙王不殺，今無以為報，故拜耳。’秀成被殺，年四十。”李秀成已身為俘虜，其手下將士尚對他如虎恭敬，其影響力可見一斑。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李秀成熟知南京攻守戰中的一切，而曾國藩所奏與事實差距很大，在諸如南京城守兵多少、財富多少、湘軍的奸殺擄掠等問題上，留著李秀成這個活口，一旦他將此向朝廷泄露，將會成為曾國藩的滅頂之災。此點理由當是曾國藩殺李秀成最重要的原因。因為李秀成寫供詞共十天，每天寫七千多字，然而現存的才兩萬多字，剩下的都被曾國藩刪節、修改了。
以上是我們對曾國藩為什麼殺李秀成的一些分析，下麵再來看看當時的實在情形。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李秀成被俘後，曾國藩在《奏報攻克金陵盡殲全股悍賊並生俘逆奠李秀成洪仁達摺》中稱：“至偽忠王李秀成一犯，城破受傷，匿於山內民房。十五夜，提摺蕭孚泗親自搜出，並搜擒王次兄洪仁達。二十日，曾國荃親訊，供認不諱。應否檻送京師，抑或即在金陵正法，谘請定奪。”六月二十九日，朝廷在給曾國藩的上諭中說：“其逆其李秀成、洪仁達等，均係內地亂民，不必獻俘；第該逆等罪惡貫盈，自應檻送京師，審明後盡法懲治，以泄神人之憤。著曾國藩遴派妥員，將李秀成、洪仁達押解來京，並谘明沿途督撫，飭地方文武多派兵役小心護送，毋稍大意。”
朝廷的命令應是十分清楚的。然而，曾國藩在此中耍了一個手腕，即在朝廷的諭旨下達前即把李秀成處死，來了個先斬後奏。
因朝廷諭旨雖是六月二十九日發出的，但因路途耽擱，曾國藩接到時，已是七月初十日。而曾國藩卻在七月初七日向朝廷上了一份《洪秀全逆部驗明焚化洪福琪下落尚待查明李秀成等已淩遲處死抄送供詞彙送並且籌善後事宜摺》：
竊臣於六月二十三日具奏克複金陵詳細情形，於偽天主、幼主之實落在下落，李秀成等應否獻俘，聲明續奏在案。拜疏後，臣即乘坐輪船，地二十五日駛抵金陵，周曆各營，接見將，均有惟悴可憐之色。蓋自五月三十日攻破各地堡城後，連攻十五晝夜未嚐少休。四麵之兵，挑集龍膊子一隅，但出行隊未支帳棚，晝則日炎，宵則露居。又出入地洞之中，黑目黧黑，雖與臣最熟之將，初見幾不相識。其論功居首之李臣典，因冒暑受傷，督工過急，克城後一病不起。諸將士亦傷病山積，死亡相屬。臣弟曾國荃前病業已痊愈，近因隨從露處過久，又複遍發涇毒。臣帶兵多年，克城數十，罕見如此次之勞苦者。臣宣道皇仁，多方撫慰，既獎其可憫可敬之功，複勖以忘勞忘死之義。
至偽天王洪秀全逆屍，將士積憤之餘，皆欲得而甘心。直至六月二十七日，始從偽宮內掘出，二十八日找至營次。臣與臣弟國荃驗看。臣所帶委員中有曾任刑部秋審管之勒方、龐際雲、孫尚紱等，暨各文武公同相驗。該逆屍遵尚邪教，不用棺木，遍身皆用鄉龍黃緞包裹，雖褲腳跡係龍緞。頭禿無發，須尚全存，已間白矣。左股右膀肉猶未脫。驗畢戮屍，舉烈火而焚之。有偽宮婢者，係道州黃姓女子，即手埋逆屍者也。臣親加訊問。據供洪秀全生前，經年不見臣僚，四月二十七日因官軍攻急，服毒身死，秘不發喪。而城內群賊，城外官兵，喧傳已遍，十餘日始行宣布。等語。
偽幼主洪福王真，繞室積薪，為城破自焚之計，眾供皆合。連日在偽宮灰燼這中，反複搜尋，茫無實據，觀其金、玉二印，皆在巷戰時所奪，又似業已逃出偽宮者。李秀成之供，則稱：“曾經挾之出城，始行分散。”然此次逃奔之賊，僅十六夜從地道缺口逸出數百人，當經騎兵追至湖熟，圍殺淨盡。自十七日後，曾國荃即將缺口封砌，關閉各城，搜殺三日。洪福王真以十六歲童馬矣，縱未斃於烈火，亦必死於亂軍，當無疑義。所在偽玉璽二方，金印一方，臣當專差賚送軍機處，俾方略館有所考焉。
李秀成之就擒也，各營之降卒，附城之居民，人人皆識，觀者如堵。臣二十五日甫至金陵，親訊一次，旋派候選道龐際雲、侯初知府李鴻裔、侯補同知周悅修等，鞠訊累日，令寫親供多至數萬字，敘發逆之始末，述忠奠之戰事，甚為詳悉。臣複詢以江西李世賢，湖北馬融和，湖州黃文金各股賊情，據李秀成供：“湖州、廣德之賊，即可不攻自遁。馬融和一賊，本由陝西調援金陵，因長江阻隔，久無來信。李世賢係李秀成堂弟，與之約定八月以前，則擄江西之糧以救侍黨之饑。八月以後，全數回竄，圖解長圍，則據寧國之糧，以救這饑。”等語。又力勸官兵不宜專殺兩廣之人，恐粵賊愈孤，逆黨愈固，軍事仍無了日。其言頗有可采。日來在事文武，皆請將李秀成檻送京師，即洋入戈登，雅妥瑪等來賀者，亦以忠逆解京為快。臣竊聖朝天威，滅此小醜，除僭號之洪秀全外，其餘皆可不必獻俘。陳玉成、石達開即有成例可援。且自來元惡解京，必須誘以甘言，許以不死。李秀成自知萬無右辶官，在途或不食而死，或竄奪而逃，翻恐逃顯戮而貽巨患。與臣弟國荃熟商，意見相同。輒於七月初六日將李秀成淩遲處死，傳首發逆所到各省，以快人心。
其為福王洪仁達一犯，係洪秀全之胞兄，與其長兄洪仁發皆暴虐恣橫，多行不義，為李秀成等所深恨，亦於初四日淩遲處死。
李秀成之供詞，文理不甚通適，而情事真確，謹抄送軍機處，以備查考。
臣既將各逆酋分別處治，即應料理善後事宜。曆年以來，中外紛傳逆之富，金銀如海，百貨充盈。臣亦嚐與曾國荃論及城破之日，查封賊庫，所得財物，多則進奉戶部，少則留充軍餉，酌濟難民。乃十六克複以後搜殺三日，不遑他顧，偽宮、賊館一炬成灰。逮二十日查詢，則並無所謂賊庫者。訊問李秀成，據稱：“昔年雖有聖庫之名，實係洪秀全之私藏，並非偽都之公路帑。偽朝官兵，向人俸餉。而王長兄次兄且用窮刑峻法，搜括各館之銀米。蘇州存銀稍多於金陵，亦無公帑積貯一處。惟秀成所得銀物盡數散給部下，眾情翕然。此外則各私其財，而公家貧困。”等語。臣弟國荃以謂賊館必有窖藏，賊身必有囊金，勒令各營按名出，以抵欠餉。臣則謂勇丁所得賊贓，多寡不齊，按名勒，弱者刑求而不得，強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餉無幾，徒損政體而失士心。因曉諭軍中，凡剝奪賊身囊金者，概不問。凡發掘賊館窖金者，報官充公，違者治罪。所以憐其貧而獎其功，差為得體。然克複老巢，而全我貨財，實出微臣意計之外，亦為從琿罕聞之事。而目下籌辦善後，需銀甚急，為款甚巨，蔬統軍太多，即擬裁撤三四萬人，以節糜費。應撤者欠餉無著，應留者口糧無措。江寧生靈，荼毒甚於他省，欲撫恤此八屬災民，經費亦無所出。自上年王月起，周歲之久，官軍常有數百人開挖地道，縱橫計之，城腳空虛約二十餘裏，賊自內挖出者，不在此靈敏，理宜趕緊修築。駐防滿營，亦宜修理，均難籌此巨款。凡此，皆善後之大端。其餘百緒繁興，左支右絀，臣欣喜之餘，翻增焦灼。總督衙門即係偽天王府之地，片瓦無存。現擇房屋之稍完者，量加修葺，為臣衙署。臣當回安慶一次，料理上遊軍事，八九月間再來金陵，經畫一切。除李臣典應得恤典，另行專摺具奏外，所有洪秀全、李秀成二酋分別處治，並粗籌善後事宜，恭摺由驛六百裏馳奏，伏乞皇太後、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一方麵是自己上奏折詢問朝廷如何處置李秀成，一方麵又不等朝廷下旨即擅自將李成處死，從六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七日的十多天時間裏，曾國藩的思想即發生如此大的變化，而且竟敢冒不遵朝廷旨意的風險，其中的原因也就可想而知。
曾國藩當然也知道擅自作主的後果，於是，又於七月二十日補了一份《複奏李秀成等囚未能檻送京師已先就地處決情由及洪逆三印已早解送軍機處片》，為自己的行為進行辯解；
再，臣於七月初十日，欽奉六月二十九日寄諭：“逆首李秀成、洪仁達等，均係內地亂民，不必獻俘，第該逆等罪惡貫盈，自應檻送京師，審明後盡法懲治，以泄神人之憤。著曾國藩派妥員，將李秀成、供仁達押解來京，並谘明沿途督撫，督飭地方文武多派兵役，小心護，毋大意。”等因。欽此。臣於六月二十三日報捷摺內，聲明李秀成、洪仁達應否解京，俟到金陵後察酌具奏。旋於二十一日馳抵金陵，詢及李秀成權術要結，頗得民心。城破後，竄逸鄉間，鄉民憐而匿之，蕭孚泗生擒李逆之一，鄉民竟將親兵王三清捉去，殺而投諸水中，若代李逆報私忿者。李秀成既入囚籠，次日又擒偽鬆王陳德風到營，一見李逆，既長跪請安。臣聞此二端，惡其民心之未去，黨羽之尚堅，即決計就地正法。厥後鞠訊累日，觀者極眾。營中文武各員始則紛紛請解京師，繼則因李秀成言能收降江西、湖州各股，又紛紛請貸其一死，留為雉媒，以招餘黨。臣則力主速殺，免致疏虞，以貽後患。遂於初六日正法，初七日錄供具奏。其洪仁達一犯，雖據李秀成供在賊中暴虐專橫，而如醉如疾，口稱天父不絕，無供可錄。因其抱病甚重，已於初四日先行處死矣。初十日始奉將二酋解京之旨，扣算日期，臣處應於初六日接到批旨，乃驛由安慶轉遞江寧，致遲四日之久。臣查軍機處封麵及兵部火票，皆注明遞至江寧字樣，不知驛站何處錯誤?應即行文，挨站查辦。又欽奉六月二十九日諭旨：“洪秀全屍身覓獲後，坐刂屍梟示，仍傳首被害地方，以雪眾憤。”欽此。臣於六月二十八日驗明洪逆正身，即行戮屍化，未將首級留傳各省，是臣識見不到之咎。欽奉諭旨訓示，不勝惶悚。至軍機處交片查取偽玉璽二顆，金印一顆，臣於十六日專差齎送謝恩摺件，將將三印附送軍機處矣。理合附片覆奏，伏乞皇太後，皇上聖鑒。謹奏。
朝廷對曾國藩擅自殺李秀成的行為當然很不高興，並由此加重了對曾國藩的不信任，但事已至此，人死不能複生，也隻好順水推舟，在七月十四日的上諭中要求曾國藩把了秀成的供詞呈上：
前諭曾國藩將江寧首逆洪秀泉［全］坐刂屍梟示，並將生擒之逆酋李秀成、洪仁達二犯，派員檻送京師。茲覽曾國藩奏，各將士於六月二十七日，在偽宮內掘出洪泉泉［全］逆屍，經該大臣等驗畢戮屍焚毀。該逆雖逃顯戮，於生前難免極刑，於身後亦足以大快人心。其李秀城［成］等被擒時，各降卒及附城居民人人皆識，並據供發逆始末，甚為詳悉。等語。李秀成、洪仁達二犯，本擬解京訊明，處以極刑。惟此等跳梁小醜本無所用其獻俘，且恐沿途派兵遞送，騷擾驛傳，重累吾民。既據供認明確，著曾國藩無庸派員解京，即於江寧省城將該二犯淩遲處死，並傳首發逆所到各省，以伸天討而亻敬凶頑。欽此。
曾國藩奏訊取洪、李二逆供詞，就地正法，並籌辦善後一切事宜一摺，覽奏均悉。洪仁達、李秀成二逆，前雖有旨解京，惟此等內地叛民，本與獻俘之例不合，且究非洪秀泉［全］可比。該大臣於訊明後，即在江寧省城將該地逆極刑處死，免致沿途種種棘手，騷擾地方，所辦甚是。惟京外皆知二犯解京，茲忽中止，恐視聽不明，轉生疑竇，且恐各處逆匪因選言煽惑。故本日明降諭旨，令該大臣將二逆就地正法，著該大臣仍將洪、李二逆首級傳示被擾地方，以快人心而息浮議。仍著該大臣將李秀成供詞及奪獲偽印等物，齎送軍機處備查。
逆擄金銀，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前據禦史賈鐸具奏，故令該大臣查明奏聞。令據奏稱，城內並無賊庫，自係實在情形。惟帑藏空虛，失餉匱竭，而善後應辦之事尚多，應如何籌策萬全這處，該大臣仍當悉心經畫。此時回安慶一次，布置上遊軍事，曾否啟行?俟八九月間仍須回駐金陵籌辦一切事宜。彼時曾國荃濕疾諒可全愈，即遵前旨，令與彭玉麟分駐九江、安慶，以固長江門戶。
但是，朝廷在接到曾國藩遞呈的李秀成供詞後，又發現刪除節過多，於是，又於七月二十三日令曾國藩把刪節的部分補上：
曾國藩谘送李秀城［成］供詞一本，昨由議政王軍機大臣呈進，均已覽悉。末段所載該逆宛轉求生，乞貨一命，請招降江西、湖北各賊。言招降事宜有十要，言洪逆有十誤，均歸刪節。著將原供仍詳細抄錄谘送軍機處，無須節錄。至李秀城［成］供詞內稱，張國梁遺骸係伊用棺木收埋在丹陽寶塔根下等語，著曾國藩傳知曾國荃派員尋覓，即飭該故員家屬認領改葬，以示追念藎蔬之意。將此由六百裏各諭令知之。
此令時曾國藩來說，無疑是出了極大的難題，因刪節部分內容本就是不便給別人看的，他豈能保留?於是了就對朝廷采取裝糊塗的辦法，在奏折中不予涉及，好在朝廷有深加追究，使他免於一難。
從曾國藩之殺李秀成，反映了他不義、不忠、不仁的性格特征。透過這一事件，我們可以看出，平日裏曾國藩對清廷的奏折、對親友的書信中所說的那些忠孝仁義的句子是多麼的虛偽、多麼的蒼白無力!
曾國藩在攻破南京後的一係列表現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他不僅在李秀成的問題上敢於和朝廷對著來，在南京的財產問題上也敢於頂著朝廷的壓力不加追究，這與平時曾國藩在對朝廷的態度上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恰成鮮明對照。他為什麼敢這麼做了，我想原因是極簡單的，這就是當時的曾國藩已是整個統治集團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就軍事實力而言，他已遠遠超過了清廷：他當時可直接調動指揮的人馬已達三十萬，其中有五萬多是曾國藩率領的嫡係湘軍，李鴻章的五萬淮軍也是他的忠實依靠；還有左宗棠的楚軍，關鍵時刻，也不至於與他作對。而清廷呢?清廷當時的主要依靠是僧格林沁，可他的部隊已被北方的撚軍牽製的精疲力盡。若曾國藩振臂一呼，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建立一個漢家的天下，應當不是很難的問題。但曾國藩除了在一些具體問題上與朝廷逆著來，卻沒有在反朝廷的問題上跨出實南性的一步。而且，在攻下南京後，他很快就把湘軍大批裁撤，使朝廷徹底去除了後顧之憂。曾國藩為什麼要這麼做，他當時究竟是一種什麼心態?他有沒有反朝廷想法?對這睦問題，正史中除了講他如何忠於朝廷，是不可能有別的記述的。於是，曾國藩當時的想法、他在一些問題上的所作所為，便大量地成為一些文人發揮想象力的推測。而且，作為封建製度下的一個正麵人物，以前的文人是不敢對此妄加揣測的。因此，對此問題探討最多的，便隻有成書於本世紀九十年代的長篇曆史小說《曾國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