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妙處世盡在不經意間
禦經真言
吾嚐與人作答之時，使人不能答，知其不能無怨。言之不慎，尤悔叢集，可不戒哉!故曰：“巧妙處世，應在不經意間也。
——引自曾國藩《禦經》之四人居於社會之中，越是走向高位，人的交際關係也越趨於複雜。曾國藩一路斬殺，從鄉野之民最終走向直隸總督、清朝政府的高官要員，由此可想象他的人際關係之複雜程度。為人處世，不求板眼。曾公認為：“巧妙處世，應盡在不經意間也。”他巧妙處世於關係網圈，一切事物之謀也都在經意間進展。
■禦經一：層圈結網，善結人緣
——曾國藩的擇友交人之道。
社會是一張網，官場就是網中的個個小結，一扣聯結一扣，複雜難結，唯有做個好漁人，才會抓把好這張大網。
○控禦實戰：借梯攀升，不快也高
借梯，就是借別人搬架的梯子，順勢而上去拿自己想要的東西。這樣，既可省力，還可省時。曾國藩在這一點上做得非常巧妙。
對於政治家而言，不可能沒有“倚人而起”的經曆。“朝中有人好做官”是為官之道的首著。“倚人而起”即跟人，做政治賭注。但世間沒有永恒的朋友，隻有永恒的利益。政治家之間的“友誼”更經不起考驗。曾國藩說自己近乎“拙愚”，實際上城府很深，頗有心機。他無論是位高權重、一呼百應時，還是舉足輕重、一言而決時，甚至在他不得誌的困辱之時，都不與朝中親貴相交往。他不願卷入高層的政治鬥爭中做無畏的犧牲。但這不等於他與高層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殺大權的人有密切的聯係。
曾氏行動保密：讓別人搭梯子
下麵讓我們看一看曾國藩的“借梯術”：事實上，曾國藩在道光朝因倚重穆彰阿、鹹豐朝倚重肅順、同治朝倚重恭王等等，而且形跡顯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肅順都不得善終，奕訁斤也幾經挫折，而曾國藩官照升、蔭照封。宦海浮沉似乎與他無緣。尤為歎奇的是，掌政的後繼者與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國藩也巋然不動，這就很值得研究。肅順與穆彰阿是這樣，恭親王與肅順又是這樣，都是“仇人接班”，曾與穆、肅關係都不一般。我們認為，這是曾國藩運用了“心有靈犀、不露痕跡”之策。
姑且以曾國藩與肅順關係為例。滿族貴族中主張重用湘軍集團的文慶，雖在鹹豐六年病死，但繼起有人，且權勢更大。鹹豐後期，皇族出身的恰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及其異母弟肅順為首的集團已經形成，並且愈來愈得到鹹豐帝的信任，得到愈來愈大的權力。三人“盤結，同幹大政，而軍機處之權漸移，軍機大臣拱手聽命，伴食而已”。肅順尤為突出，遇事敢作敢為，對權力的爭奪尤為執著。他一麵排斥打擊秉政的滿漢大臣，使大學士翁心存，大學士軍機大臣彭蘊章，協辦大學士周祖培等不安於位；甚至慫恿鹹豐帝處死曾為大學士的耆英、大學士軍機大臣柏俊。清廷對大臣一向較為優禮，平時以罪論死者極少。肅順不顧這一點，在兩三年內，竟兩次主力處死大臣，這顯然是要在朝廷中樹立自己威嚴的形象。另一麵，又與軍機大臣杜翰、兵部尚書陳孚恩、兩廣總督黃宗漢等人結為死黨。同時，又廣泛招納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頗搜羅人才，資以延譽樹黨，先及留京公車，次京曹，次外吏”。當他訪知江西道員李桓力於吏，有能名，即令人示意李向他遞“門生柬緘”，“即可晉秩兩司”。
肅順這樣打擊大臣和政敵，大肆結訥黨羽，顯然是為他長期把持朝政鋪平道路；後來他與那拉氏、奕訁斤爭奪最高權力，正是這一圖謀的體現。有這樣野心的人，對當時軍隊，特別是戰鬥力最強的湘軍，自然不會漠不關心。但不論是打擊或籠絡湘軍集團，都遠比上述種種活動更為微妙，更須精心處理。軍隊是國家機器的支柱，大臣與帶兵將帥密切往來，最易招致政敵的攻擊，甚至引來不測之大禍。肅順自然不敢貿然行動，曾國藩、胡林翼也會因避嫌而巧妙為之。
事實上，肅順與湘軍集團確有著微妙的聯係。在其招納的眾多人員中，不少人與湘軍集團有密切關係，甚至就是湘軍集團中的一員。如尹耕耘不僅為曾國藩任禮部侍郎時之屬員，極受曾國藩器重，同時，尹也為肅順之屬吏，肅順對他也“敬禮有加”。李鴻裔（眉生），正如他兒子所說：“在京師出文正（曾國藩）門下，深悉先君品學”。後來肅順又“素與先君善”。其他如郭嵩燾、王門豈運、李壽榕等人均與曾、胡同為長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與曾為“金石至交”。而肅順與他們也關係密切。郭不僅為肅賞識，且與肅黨陳孚恩交往甚密，陳向鹹豐帝推薦郭“堪充謀士之選”，被“即日召見，在南書房行走”。龍為肅順之家庭教師。肅對王更“激賞之”，要與王結為“異姓兄弟”。這樣破格相待，使王終生感激不已。數十年後，王至北京還去看望肅的兒子，並加以資助。李與肅關係後來雖破裂，但李為戶部下吏時，卻“見賞於本部尚書肅順，部事輒谘之”。此外，還有一些人，雖與曾、胡等人無多交往，但卻與王、郭等關係密切，又為肅順所賞識，如高心夔等人。
肅順籠絡這些名士，除了培植自己將來的政治爪牙外，還與他們共議政事。他們實際上起了幕僚的作用。如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其時夷患初興，朝議和戰，尹杏農（耕雲）主戰，郭筠仙（嵩燾）主和，而俱為清流；肅豫亭（順）依違和戰之間，兼善尹、郭，而號為權臣。餘（王門豈運）為豫亭知賞，亦兼善尹、郭，而號為肅黨。”這就是說，肅順在和戰問題上，聽取他們意見，甚至參與他們的討論，但沒有表示明確的主張。鎮壓太平天國革命、湘軍集團的興起及其顯赫戰功是當時最大的政事，肅順自然也會與他們商議。事實上肅順就與王討論軍事，即所謂“軍事諮而後行”。他們也會趁機出謀劃策。而他們同時與曾、胡等人在書信中議論政事。
這就是說肅順與湘軍集團，可以通過郭、王等人進行間接甚至直接交往。不過由於肅順身敗名裂，這類資料已被銷毀，交往的具體情況已無法弄清楚。但在一些私人記載中，仍偶有記述。如九年樊案發生，官文欲趁機打擊左宗棠。此案後來和平了結，左未受辱。胡林翼求情於官文固然起了作用，但主要還歸功於肅順大力相助。肅順得悉要嚴懲左的詔旨，即告知幕賓高心夔，高轉告王門豈運、郭嵩燾，王求救於肅順，肅答以“必俟內外臣工有疏保薦，餘方能啟齒”。郭乃策動潘祖蔭上疏，肅即趁機言左在湖南“讚畫軍謀，迭著成效，駱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難得，自當愛惜。請再密寄官文，錄中外保薦各疏，令其察酌情形辦理”。這樣，官文自然不能不見風轉舵。這件事不僅證明，肅順主動討好於湘軍集團，並且力圖通過郭、王等人，與湘軍集團建立某種合作關係，而且，也生動反映肅順和文慶一樣主張重用湘軍集團，比墨守成規的祁雋藻、彭蘊章等高出一籌。
鹹豐十年（1860）閏二月，鹹豐帝任命劉長信為廣西巡撫，正是這一轉變的先兆。三四月間，當江南大營徹底崩潰，蘇南正在瓦解的消息傳到北京時，人們感到問題十分嚴重，議論紛紛。早在道光末年就與曾國藩建立友誼的莫友芝，“與二三名流議江督非公（即曾國藩）不可，而其時君者為尚書肅順，適湖口高碧湄（即高心夔）館其家，遂往商焉。高白於肅順，肅然之。翌日下直徑至高館，握手曰事成焉”。四月，即宣布任命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曾為湘軍創建者，也是鹹豐帝最不信任的人。他能否出任督撫兼掌軍政兩權，就成了湘軍集團與滿族貴族的關係能否進入新階段的關鍵。肅順乘時進言破關，其他人就不難繼曾而出任督撫。這就是說，滿族貴族終於拋棄舊的方針，而采用新的方針，即由使用、限製，改為全麵依靠。事實也證明了這一轉變。六月，不僅實授曾為兩江總督，且加以欽差大臣重任。十月，任命嚴樹森為河南巡撫。十二月，更命田興恕為欽差大臣，督辦貴州軍務。十一年正月，命李續宜為安徽巡撫。此後數月未再有新任命，湘軍集團人員出為督撫的勢頭似遭到了抑製。七月十七日鹹豐帝病死，朝政由肅順等執掌，任命高潮再起。七月二十日命駱秉璋為四川總督，毛鴻賓為湖南巡撫，八月命江忠義為貴州巡撫（未到職，命田興恕兼署巡撫），九月十七日，命彭玉麟為安徽巡撫，李續宜調任湖北巡撫。不久即發生祺祥政變，肅順等人成了階下囚。
肅順多次向湘軍統帥曾國藩等人予以肯定的表示，但善於揣摩政局變化的曾國藩並沒有投桃報李，他隻是通過郭嵩燾等人暗送秋波。當曾國藩看到肅順殺人立威之後，愈加感到不能將自己拴在肅順這顆易撼倒的大樹上。這就是肅順被處死抄家後，抄出很多文武大吏與之往還的書信，而曾國藩不與之交一字的原因所在。正因如此，慈禧才稱曾國藩為“忠臣”。
○控禦實戰：好友是傘，陰晴必備
一個人事業的成功，一要靠你幫助他人解決困難，滿足他人的一些願望，二也要靠他人幫助你排憂解難，把握住進退隱顯、出處決斷的大好時機。曾國藩為母親回籍奔喪的這段時間裏，其進退為難之際，就全靠了眾多好友的竭力相推和曉喻決斷。
鹹豐二年（1852年）六月，曾國藩授為江西省鄉試正考官，奏準回籍探親。當他走到安徽太湖縣的小池驛時，忽接母親江氏去世的訃聞，遂調轉方向，由九江登船，急急回原籍奔喪。這次回籍，開始了他鎮壓太平天國的軍事生涯，由業績不顯的文吏，成為鹹同兩朝的“中興名臣”。
曾國藩一到湖南，滿耳聽的是太平軍節節北上，清軍抵擋不住，形勢如何緊迫的風聲。實際上在曾國藩逆長江行至漢陽時，湖北巡撫常大淳便告訴他：長沙已被“粵匪圍困”，隻得由水路改走旱路，經湘陰、寧鄉而達湘鄉。
回家奔喪，本該好好祭悼生他養他，一別十幾年，臨終又未得見上一麵的慈母。但是，這些卻被太平軍北進的消息衝淡多了。長沙之圍雖解，但太平軍是主動撤圍，意在加快北上的速度。不久便攻克嶽州，攻占漢陽、武昌。太平軍所到之處，清軍不是一觸即潰，就是聞風而逃。
清軍不是太平軍的對手，清政府派往前線的統帥也非死即逃，再無人能領導抗敵了。當賽尚阿被降級處分，向榮、烏蘭燾革職留用，太平軍圍長沙，下嶽州，克武昌，攻湖南之時，曾國藩突然接到了朝廷命他留籍襄辦團練事務的諭令。
鹹豐皇帝讓曾國藩留鄉辦團練既有一般性又有他特殊的背景。
此時，太平軍勢力浩大，清軍無力對抗，清政府下令地方官舉辦團練，尤其命令回籍的官員為團練大臣，利用人地兩熟，在地方又有號召力的官員組織地方武裝，對抗太平軍。如：1852年9月，任命刑部尚書陳孚恩為江西團練大臣；1853年2月，任命在家養病的廣西巡撫周天爵為安徽團練大臣，不久，又命工部侍郎呂賢基辦團練。僅僅1853年3月到4月，就先後任命45人為團練大臣，僅山東一省就有13人，曾國藩也是在這時被任命為湖南團練大臣的。但是，曾國藩的被任命，有他不同一般的個人背景。就在他回籍奔喪的路途中，早年的朋友和老師唐鑒向鹹豐皇帝薦舉了他。
唐鑒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致仕，告老還鄉，到江寧主講金陵書院，名震江南。鹹豐二年（1852）七月，鹹豐帝召他入京，連連召見，垂問軍國大計。唐鑒向鹹豐帝舉薦曾國藩，請皇上任命他為湖南團練大臣，授給他便宜行事之權。並且詳細地向是上講述了曾國藩的出身、學問、為人、才於，說“曾滌生才堪大用，為忠誠謀國之臣”。他還以自己的一生名望作擔保，請鹹豐帝堅信曾國藩將來必成大事。
曾國藩於鹹豐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5年1月8日）先接到幫辦湖南團練的命令，當時熱孝在身，雖接命令，並無立即出山之意。但是形勢的發展，卻越來越令曾國藩感到決斷去從之難，大有騎虎難下之勢。
此時，太平軍在湖南的節節勝利，激起湖南地方官吏和地主、士人保護鄉邦的激情，同時又有幾股力量衝擊著曾國藩。
一是他多年的湖南籍朋友都主張讓他出山創辦武裝力量，鎮壓太平軍。如曾國藩向皇帝推薦的人才之一江忠源，早在道光末年，湖南農民反抗運動興起，他就主動舉辦團練，與起義力量相對抗。道光二十七年（1837年）湖南雷再浩起義，他又親自組織鄉勇對抗起義軍，並戰而勝之，以知縣用。太平軍起義，賽尚阿為統帥時，鹹豐帝下旨命江忠源從軍，江令其弟江忠浚募故鄉兵勇500人前來，號楚勇。此後一直與太平軍作戰，參加了桂林、永安、全州、道州、桂陽、郴州、長沙諸戰役，屢立戰功，他所率楚勇作戰較清軍勇猛十倍，是地方練勇參加正規戰役的先導和表率。聽說曾國藩回籍辦團練，他多次來信，堅決支持。
羅澤南亦是曾國藩向皇帝推薦的人物，直至這次回家奔喪，二人才得見麵。此時羅借著舉人身分和鄉村教師的地位，培植忠於清政府、仇恨農民起義的力量，其弟子中如李續賓、李續宜、蔣益灃、劉膝鴻、楊昌浚等，後來都是湘軍的悍將。曾國藩回籍後，羅澤南正舉辦團練，感念曾對他的知遇之恩，極力慫恿曾國藩出山領導地方團練。
湖南地方官也力請曾國藩出山。
當太平軍圍攻長沙之時，雲南巡撫張亮基授調湖南巡撫，趕赴長沙抗拒太平軍。當時身為舉人、作鄉村教師的左宗棠投軍作張亮基的幕僚，左向張推薦了曾國藩，請曾出山協助鎮壓太平軍。張亮基一邊上奏要求皇帝下旨令曾出山，一邊給曾國藩寫信，請求他出來相助。
但是曾國藩仍然有所顧慮。這時，母親的靈柩尚未安葬，如此時出山，有違丁憂離職守製大禮。自己滿口滿紙講孝道，如若違製，別人會恥笑。再則自己為一文員，不懂兵法，如今投身戰場，須有打仗的真本事，肯定會有巨大磨難，甚或辦理不善，連官職性命都保不住。還有，他深慮官場腐敗，要辦一事，處處荊棘，率兵打仗，要人、要槍、要餉，必然要同上下各級官員發生糾葛，辦起來一定很難。
想到這裏，他一邊寫信拒絕了張亮基的邀請；一邊具折，讓張亮基代發，辭謝皇帝的命令，請求在籍守製3年。
恰在此時，傳來太平軍攻克武漢，又有反攻湖南的消息。張亮基又命郭嵩燾連夜趕至曾家，勸說曾國藩出山。
郭嵩燾與曾國藩是至交，雖然幾年不見了，書信從來不斷。他與曾國藩一樣是翰林出身，也因丁母憂回籍守製，太平軍攻湖南，主動至張亮基處出謀劃策，也是主動到曾國藩家遊說其出山的。
郭嵩燾來到曾家，在曾國藩弟兄的陪同下，祭奠了曾母，之後當著曾氏兄弟的麵剖陳了利害，敦請曾氏出山。
郭嵩燾告訴曾氏兄弟，自唐鑒推舉曾國藩之後，皇帝又征詢了內閣學土肅順及老恭王的意見。二人都竭力保舉，說曾是林則徐、陶澍之類的報國忠臣，如今洪、楊造反，非得這樣的人物出山不可。
曾國藩在朝中與恭王、肅順都有接觸，認為二人各有優長，都是皇族中的拔尖人物。現在，有恭王、肅順在朝中支持，不怕地方的事辦不好。曾國藩怕消息不準，郭嵩燾遂取出好友周壽昌的親筆信，周是長沙人，翰林出身，現為侍講學士，是京官中聞名的百事通、“包打聽”，他的消息既快又準，絕對無誤。
郭嵩燾又為他分析：“長毛”絕不能成功，其致命之處是崇拜天帝，迷信《新約》，而以中國數千年的儒教為敵，所到之處毀學宮、砸孔廟、殺儒士，文人學士無一不切齒恨之。連鄉村愚民、走卒販夫也不容其毀關廟、焚廟宇。我輩出以衛道爭民心，正可以應天命、順人心、滅洪楊而振國威，正可一展鴻圖，乃天賜大好時機，不可錯過。這樣，郭嵩燾就消除了曾國藩在出不出山的當口所顧慮猶豫的問題。郭篙燾又向曾國藩介紹湖南巡撫張亮基的殷切相盼及張的愛惜賢才、與人為善及左宗棠的大才可用等情況。
郭篙燾的一席話打消了曾國藩的重重疑慮，決定應命出山。但又怕在守製時出山，被人譏笑。郭嵩燾說，現在國家正在用人之計，皇帝下令讓回籍的官員就地舉辦團練，已有多人在居喪時期出山辦團練。如若認為尚有不便，可由郭嵩燾出麵請曾父出來催促，可上應皇命，下應父命，名正言順。
曾麟書此時正是湘鄉縣的掛名團總，當郭嵩燾陳說讓曾國藩應命出山之後，立即表示讚同，麵諭兒子移孝作忠，為朝廷效力。
第二天，太平軍攻陷湖北省城。鹹豐又急旨催促曾國藩等人組織團練，奔往前線，抵抗太平軍。曾國藩安排了家中之事，四個弟弟都要隨哥哥離家參戰，曾國藩隻答應帶曾國葆一人離家，叮囑曾國荃、曾國華先在家守孝，等待時機。於是，再祭母靈，求母親諒他難盡孝道，盡忠國家。
○控禦實戰：寶刀與製傷藥
其實，任何一個成功者，其發展都有軌跡可尋。尤其是關鍵時刻，必有人相助，才能破格升適。曾國藩的“發跡”當然有其自身的因素，但也不排除他人而立這一原因。
道光二十年（1840）是曾國藩而立之年。“彈指人間三十春”，歲月匆匆，懷抱“無窮誌願”的他或該有所作為了吧!
5月18日，曾國藩迎來了庶常館散館考試之日，題《正大光明殿賦》，詩題《賦得“人情以為田”》。次日出單，得二等第19名，授翰林院檢討。檢討雖是小官，品秩不高（從七品），但卻是曾國藩入仕為官的開端。由此而起，他春風得意，左右逢源，仕途一帆風順，扶搖直上，不到十年連升十二級，成為二品大員，可謂幸運之至了。我們不妨順著曾國藩的《家書》、《日記》，勾勒出一幅“曾國藩的升官圖”。
道光二十一年（1841）11月8日，派國史館協修官。
道光二十三年（1843）4月9日大考翰詹（翰即翰林院，詹即詹事府，原為皇室服務機構，雍正後與翰林院同為“儲才重地”，性質完全一樣，故並稱“翰詹”），臨考前，曾國藩如坐針氈，倉皇失措。他在《日記》中寫道：“初十日大考，聞之甚覺驚惶……恐進場難完卷也。”曾國藩何以如此“驚惶”?
原來，道光年間最重翰詹，翰詹得第，要不了幾年，不是總督、巡撫，便是尚書、侍郎，所以有人說，道光朝“好用翰詹，牧守缺放以翰詹，司道缺升以翰詹，督撫缺補以翰詹，一似翰詹皆能文能武者”。反之，一旦大考大敗，成為“窮翰林”、“黑翰林”，前途就渺茫了，因此，大考翰詹，對“天子門生”、“玉堂神仙”的翰林們來說，簡直成了命運攸關的大事，豈敢等閑視之！大考俗稱“翰林出痘”，升黜所係，麵對大考，無不誠惶誠恐，有詩雲：“金頂朝珠掛紫貂，群仙終日任逍遙。忽傳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饒。”難怪曾國藩聞考失色，不知所計了。向來大考，一般六年一次，距上次大考僅滿四年，也大出曾國藩意料之外，因此感到太突然。
這次大考，曾國藩的“成績”完全出乎他自己預料之中。4月12日，忽得喜訊，曾國藩名列二等第一。第二天，以翰林院侍講升用。曾國藩喜不自勝，4月22日在給祖父母的信中說：“湖南以大考升官者，從前惟陳文肅公（名大受，乾隆朝宰相）一等第一，以編修升侍讀，近來胡雲閣（胡林翼之父）先生二等第四，以學士升少詹，並孫三人而已。孫名次不如陳文肅之高，而升官與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那種得意之形；顏喜之狀，如在目前。
清代官員的官階分為九品，每品之中，又有正、從之別，人稱“九品十八級”。如果說曾國藩初官翰林院檢討，為從七品，那麼翰林院侍講就是從五品了，三年之中連躍四級，官升得不可謂不快。此後，曾國藩更是官運亨通。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10月24日，道光帝禦門，曾國藩再升翰林院侍講學士（從四品）。皇上每年禦門不過四五次，在京各官出缺，往往在禦門之日簡放、補缺。曾國藩至此有三次升官（另外一次是1月14日轉補翰林院侍讀），是禦門時特擢的，這不能不使他感到“天恩高厚，不知所報”了。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7月13日，曾國藩再“蒙皇上破格天恩”，榮膺高官，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內閣學士為從二品，如兼侍郎銜，就是正二品，難怪曾國藩在《稟祖父》書中說：“由從四品驟升二品，超越四級，遷擢不次。”這年他僅37歲，“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可以說是絕無僅有了。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2月14日，曾國藩升授禮部侍郎，此後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人稱“侍郎專家”。
曾國藩從1840年入仕為官，到1847年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八年間連躍六品十二級，這在當時是不多見的。這對生長在深山野嶺、從黃土地裏走出來的曾國藩來說，誠可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是曾國藩特別感到自負的。仕途如此順遂，連曾國藩本人也感到意外，他在給友人陳源兗（字岱雲，湖南茶陵人，曾任江西吉安知府、安徽池州知府）信中不無坦白地說：
回思善化館中，同車出入；萬順店內，徒步過從，疏野之性，肮髒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數人，亦未敢為此不近情之稱許。”
曾國藩如此飛黃騰達、官運亨通，當然不無原因，這原因有內在的，也有外在的。所謂內在的原因，即曾國藩本人學有專長，為士林所佳許。所謂外在的原因，說俗了就是朝中有人幫忙。“朝中有人好做宮”，“有人”就是要有後台，不然，能耐再大，沒有機緣，也是枉然，這是帝製時代的一大特色。曾國藩官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有人”緣引，這個人就是紅得發紫的朝廷重臣穆彰阿，因此，對穆、曾關係及穆在曾“速化”過程中的關鍵作用不能不作些考察。
穆彰阿（1782—1856年），字子樸，號鶴舫，別號雲槳仙人，滿洲鑲藍旗人。1805年（嘉慶十年）中進士，由翰林累官內務府大臣、步軍統領、兵部尚書、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等，最受道光皇帝信任、任軍機大臣達20餘年之久。鴉片戰爭中，他包庇走私煙販，阻撓林則徐禁煙，誣陷林則徐、鄧廷楨，主張妥協投降，支持耆英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
道光朝，“穆相最為貪黷”，後有人作詩雲：“名徇權利，昔聞順與彰”，把穆彰阿及肅順視為招權納賄的典型。穆彰阿不僅貪，而且頗善於玩弄權術，對上以欺罔蒙蔽為務，對下一意結黨營私。史載，穆彰阿“自嘉慶以來，典鄉試三，典會試五，凡複試、殿試、朝考、教正庶吉士散館考差，大考翰詹，無歲不與衡義之役”。他正是利用衡文大權，網羅私黨，培植親信的，以致於門生故吏遍布朝野，人稱“穆黨”。1838年，曾國藩三上春闈，穆彰阿為春闈大總裁，二人從此有了師生之誼，曾國藩亦從此成為“穆黨”中人。在曾國藩《日記》中，曾、穆交往的記述，不絕如縷。穆位高權尊，曾托庇於他，是順理成章的，而曾既有才，當然還有幾分阿諛奉迎的本領，自然深受穆的賞識。1843年大考翰詹，穆彰阿為總考官，交卷後，穆彰阿便向曾國藩索取應試詩賦，曾國藩隨即回住處謄清，親自送往穆宅。這次拜訪成為曾國藩飛黃騰達的新起點。在此之前，曾的秩品一直滯留未動，從此之後，幾乎年年升遷，歲歲加銜，五年之內由從七品一躍而為二品大員，前後的變化是極為明顯的。一些稗史曾對曾國藩官運的這一轉機作過生動的描述：“一天，曾國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見的諭旨，當晚便去穆彰阿家中暫歇。第二天到了皇宮某處，卻發現並非往日等候召見的地方，結果白白等了半天，隻好退回穆宅，準備次日再去。晚上，穆彰阿問曾國藩說：‘汝見壁間所懸字幅否？’見國藩答不上來，穆悵然曰；‘機緣可惜’。因躊躇久之，則召幹仆某諭之曰：‘汝亟以銀四百兩往貽某內監，囑其將某處壁間字幅炳燭代錄，此金為酬也。’明晨入覲，則皇帝所問皆壁間所懸曆朝聖訓也。以是妻對稱旨，並諭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誠然。’”從此以後，曾國藩便“忠直向用矣”。不難想見，穆彰阿在曾國藩升遷過程中，起了等重要的作用。若不是穆黨中人，他怎會有“速化”若此的官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