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貝娜齊爾旋風
1985年12月30日，巴基斯坦曆時八年多的軍法管製正式解除。在貝娜齊爾看來，這隻不過是對西方進行的輿論欺騙。齊亞·哈克仍保留陸軍參謀長和總統的職務，由此人們不可能說軍隊已脫離政治。尤其是許多臭名昭著的軍管法令依然在發生效力。
貝娜齊爾對齊亞·哈克的宗教法庭頒布的“限度法令”尤為不滿，這個法令充滿了對婦女的歧視。該法令運用對《古蘭經》和《聖訓》中規定的法律進行最嚴厲的闡釋來懲罰諸如偷盜、通奸、強奸等犯罪行為。根據“限度法令”，需要4個穆斯林男人作證才能證明一個女人被強奸的控告。沒有這麼多的證人，女人不僅控告不成，反而會被指控為通奸。一位雙目失明的女仆被雇主及其兒子強奸後生了孩子，兩個男人都不承認，她又找不到4個目擊者，結果兩個男人逍遙法外，而女仆被指控為通好，被判處當眾鞭答和三年徒刑。婦女在社會的各個領域都受到排斥。在一些正式場合；客人開始被以性別劃分，甚至身居高位的婦女也得同她們的男同僚們分開。在電視上，女新聞廣播員需要用頭巾罩頭，否則就會被解雇。在作證人資格上，一個女證人僅抵得上半個男證人。因而在賠償案中，一個被害婦女的家庭所得到的賠償費比被害男人的家庭所得的賠償費少一半。
貝娜齊爾很讚賞父親製定的1973年憲法。1973年憲法中明確規定不準歧視婦女，並給婦女受教育權和工作權。貝娜齊爾也為婦女們為反對齊亞·哈克軍政府對婦女的歧視所作的鬥爭表示讚賞。盡管軍法管製宣布取消了，但許多軍管法令依然存在，所以，貝娜齊爾決心繼續戰鬥。
“我在考慮回家。”1986年1月貝娜齊爾回到巴比凱恩公寓後對人民黨骨幹說，“我可能首先飛抵拉合爾或白沙瓦。”
從驚愕中清醒的人民黨骨幹紛紛表示願同貝娜齊爾一起回去。這個重大決定是否正確？多年的被拘禁和流放後，貝娜齊爾已無法準確把握巴基斯坦的政治氣候，所以，她召開了人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我認為，現在該是回去的時刻了，”貝娜齊爾態度鮮明地表示，“但這由你們決定。我回去很可能有所作為，但被捕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在這種情況下人民黨該怎麼辦？是不是為了爭取實行充分的民主向齊亞進行抗議和施加壓力的時機已成熟了？還是我應該推遲回去？你們大家決定吧。”
“你必須現在回去。我們將和你站在一起。”黨的領導們表示，“如果齊亞對你采取行動，那就是對我們所有人采取行動。”
貝娜齊爾很興奮，他們坐在一起研究她的旅行路線，演講的內容以及在國內開展活動的計劃。
貝娜齊爾即將回國的消息傳回巴基斯坦，許多人民黨的支持者表示出了極大的擔心。
“告訴她不要回來”，一個支持者轉來信德省一位軍官的口信，“他們正謀劃要殺她。”貝娜齊爾的電話也時常響起警告，如“一個從政的女人比你了解的更易受攻擊。不要回來。”
在國內長期的鬥爭中，貝娜齊爾沒有人身自由，流亡國外也忙於挽救國內政治犯的生命，沒有機會也沒有可能考慮和從事黨的組織建設，因而人民黨內自布托被處死後一直矛盾重重。1983年8月齊亞·
哈克巡視信德省時，盡管貝娜齊爾要求人民黨議員不要去迎接齊亞·哈克，但他們還是去了。這令貝娜齊爾痛心疾首，她要求開除這些人的黨籍。當她在倫敦流亡期間，黨內眾多元老紛紛“逼宮”，要她封他們的官。
“我並非注定要跟隨她父親，然後她母親，現在又是他們的女兒幹一輩子。”剛到倫敦時，黨內元老中就有人這樣說。
“你必須決定你站在哪一邊。”黨內各派別都以長者的口吻對貝娜齊爾說。
“我不站在任何人一邊”，貝娜齊爾說，“如果黨是聯合的整體，而不存在各派互挖牆角的行為，我們可以做的事更多。”
“你根本不應該去美國，美國人是齊亞的朋友。我們應同蘇聯聯合起來推翻他。”黨內的馬克思主義派別分子責備說。
“你是信德人。你應該代表信德的利益，否則信德人是不會原諒你的。”地方主義分子攻擊說。
一天，一位元老來到巴比凱恩，要求貝娜齊爾任命他為旁遮普省人民黨主席和承認他挑選的班子。
“我不能任命你。”貝娜齊爾態度堅決。
“這將遭到黨的反對，破壞我們根據功績和一致意見決定任用的原則。”“你實際上沒什麼選擇餘地。”他得意地說，“馬克思主義分子對你不滿，地方主義分子已成立了他們自己的組織。你不能再失去我。”
“但這是違背黨的原則的。”貝娜齊爾嚴肅地說。
“原則，”他嘲笑說，“原則是很不錯的，但是從政的人都是為了權力。如果你不任命我為主席和批準我的班子，那我恐怕也得另尋出路了。我或許甚至成立自己的黨，我將成為你最大的反對派。”
黨內派別林立，矛盾重重必將削弱黨的戰鬥力。因此在即將回國前，貝娜齊爾用了三四個月時間，製訂了黨的組織建設和未來發展的藍圖。盡管如此，貝娜齊爾最終未能阻止人民黨在10年後發生分裂，甚至她與母親也分道揚鑣了。
為了引起西方尤其是美國對自己回國的關注，貝娜齊爾飛抵華盛頓，會見了佩爾參議員、肯尼迪參議員等高級官員。美國新聞界也對貝娜齊爾發生了興趣，他們甚至把她同菲律賓的科拉鬆·阿基諾夫人進行比較。
“我們和你一起走，”幾位記者對貝娜齊爾說，“外國的新聞界是最好的保險。”
回到巴比凱恩，貝娜齊爾在門下發現紙條，上麵寫道：“記住阿基諾。”這是赤裸裸的威脅。
貝尼格諾·阿基諾，是菲律賓反抗費爾迪南·馬科斯專製統治的民主鬥士。當他結束在國外的流亡生活，剛剛踏上菲律賓的土地時便在機場被當局安排的刺客暗殺了。
貝娜齊爾對這種恐嚇嗤之以鼻。
1986年3月25日，人民黨向外界透露，貝娜齊爾將於4月10日返回巴基斯坦。各國新聞界人士聞知此訊搶先雲集到倫敦。
4月9日，貝娜齊爾同幾位密友巴希爾·利亞茲、納希德、薩夫達爾以及其他很多人從倫敦出發。在臨行前，貝娜齊爾對記者說：“我希望成為菲律賓科·阿基諾總統那樣的人、”
1984年1月，當貝娜齊爾獲準出國治病抵達倫敦後，即發表聲明，指出：“人民黨爭取民主的目標沒有變，我們將比人們預料的要早地返回巴基斯坦。”如今，她終於實現了對巴基斯坦人民的諾言，“會有多少人在拉合爾迎接我們？”貝娜齊爾揣惴不安地問人民黨旁遮普省主席傑抗基爾·巴迪爾。
盡管國際新聞界對人民黨向齊亞·哈克進行的成功挑戰作了大量報道，但貝娜齊爾對回到巴基斯坦後會遇到什麼情況一直忐忑不安。雅各博·蒂默曼在《沒有名字的囚犯，沒有號碼的牢房》一書中認為，被壓迫者要經曆三個階段：憤怒——恐懼—一麻木不仁。多年的鎮壓可能已經削弱了很多人的鬥誌，人民還會對人民黨的號召作出反應嗎？要知道整整一代人生活在軍法管製的陰影下，1977年7月軍管開始時10歲的兒童現在已成了19歲的成人，他們對自己的基本權利一無所知，他們想獲得從未得到過的權利嗎？
“50萬人吧！”傑抗基爾·巴迪爾回答說。
“這個數字估計得太大了吧。”貝娜齊爾提醒道。
“至少有50萬。我們已經得到報告，群眾早已潮水般地湧入拉合爾了。”
貝娜齊爾謹慎地說：“可我們現在還沒有確切把握，如果新聞界問你，你就說我們預計會有10萬，不要說50萬。這樣的話，即便是能有47萬人，也不會有人說比我們估計的數字要小。”
其實，貝娜齊爾的擔心完全是多餘的。
4月10日清晨7點鍾，飛機上傳來了機長的聲音。“飛機現在開始向拉合爾降落，我們歡迎貝娜齊爾·布托小姐回到巴基斯坦。”
一位女服務員走到貝娜齊爾麵前，說道：“機長剛剛從地麵得到消息說，現在機場上有100萬人正等候你的到來。”
“納希德、巴赫爾、達拉緊跟著我。”走出機場時，貝娜齊爾對已被警告說要遭逮捕的那幾位說。那些熱情的支持者擁擠在貝娜齊爾的周圍保護著她，而她卻讓他們挨著自己由自己來保護他們。“我們是你的保鏢。”隨行的新聞界人士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