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圖”與跨文化寫作
延河講壇
作者：梅曉雲
梅曉雲，西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82年畢業於江西大學（現南昌大學）中文係並留校任教。1987年調入西安音樂學院基礎部，1995年調入西北大學中文係。1998—1999年獲國家教委留學基金赴印度德裏大學英文係學習；2003年西北大學中東所世界史專業畢業，獲曆史學博士學位。2004—2005年獲美國弗裏曼基金資助赴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東亞係訪學一年。主要從事外國文學教學、研究工作，是國內最早對200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印裔英籍作家V.S.奈保爾進行研究的學者，出版有學術專著《文化無根——以V.S.奈保爾為個案的移民文化研究》、權威期刊論文《無根人的悲歌：從〈黑暗之地〉讀解V.S.奈保爾》、《奈保爾筆下“哈努曼大宅”的社會文化分析》等。先後獲得陝西省政府第七、第八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三等獎。目前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當代南亞英語流散文學研究》。
文化人類學家格爾茲之所以強調“地方性知識”，那是因為在全球化時代，沒有一處不是“地方”：一洲一國當然是“地方”，一族一群也自然是“地方”。全球化時代的文化關係，不妨說是“地方性知識”與“地方性知識”的關係，所謂“跨文化寫作”也不過是以“此地方”立場涉及“彼地方”事情而已。關鍵是，如何讀懂非我族文化？跨文化寫作需要什麼樣的地方性知識？我在這裏特別提出“文化地圖”與跨文化寫作的關係，以討論我們在研究跨文化寫作時的理論問題。
什麼是“文化地圖”？它與跨文化寫作有何關係？
一個文化、一個民族的傳統和心理，總有一個其文化創造者、承擔者都能夠理解的文化語法，總有它不言自明的、可以心領神會的符號係統，有它自己的文化邏輯，它們共同構成了所謂“文化地圖”。這個“文化地圖”，既是一個觀念的係統，也是一個符號的係統，還是一個文化表演的係統，即是說，文化地圖是可思的（觀念），也是可見的（行為），還是可讀可聽的（語言、符號），用格爾茲的話說，這就是你要去了解的“地方性知識”，通過對這些係統的掌握，才可以獲得對該文化的理解，隻有熟知它，你才能在這個文化裏自由往來，才可能產生真正高水平的寫作或跨文化寫作。
我以為找到具有特別意義的個案來分析是必要的。2008年10月在北京的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我談到了中國著名作家張承誌與蜚聲世界的印裔英籍作家v.s.奈保爾的創作中非常值得注意的和深含文學理論問題的“伊斯蘭寫作”，並以此為題，作了《舉意與旁觀：論張承誌與奈保爾的伊斯蘭寫作》的發言。
這裏所謂“伊斯蘭寫作”，指文學作品中涉及伊斯蘭曆史、宗教、文化、神學、政治等內容的寫作，這種寫作反映了作家對伊斯蘭概念下的所有內容的看法、立場、思想、觀念乃至情感態度。張承誌的伊斯蘭寫作以《心靈史》影響最大，而V.S.奈保爾的《在信徒的國度——伊斯蘭世界之旅》則不僅影響大，而且爭議也最多。張承誌的散文，也是研究他的伊斯蘭寫作的重要材料，因為作家借這一文學體裁最直接的表達了自己的伊斯蘭觀；而奈保爾極為豐富多樣的其他作品中，也常常有涉及伊斯蘭的言論，同樣是觀察他的伊斯蘭寫作的重要線索。
這裏不擬詳細分析其作品，而主要是對這兩位作家的伊斯蘭寫作中深含的理論問題作一簡略討論，以表達我對跨文化寫作的認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地圖與跨文化寫作”的理論問題。
1、關於寫作姿態
“舉意”與“旁觀”，代表了這兩個作家的基本寫作姿態。我們說張承誌是“舉意”的，是因為他努力地進入了自己的寫作對象，進入一個自己發現的“地方”——西北高原的哲合忍耶教派，其進入之深，不僅直抵這些教民的心靈深處，甚至他自己都成為了一名多斯達尼（教民），一名蘇非。所謂“舉意”，在回教文化中是指具有宗教意味的決定，張承誌正是因為聽到了主的口喚而決意“做一支哲合忍耶的筆”的，顯然，作家在寫作中的文化姿態，是一種“主位文化”姿態（文化人類學上稱為EMIC），他對哲合忍耶教派心靈史的描寫，顯然是一種“主位”描寫，他也有這個資格，因為他已經使自己成為了作品世界的文化承擔者，從漢文化出發來進行跨文化寫作的他具備了寫作必須的地方性知識和理解對象的“文化地圖”的能力。所謂“主位”描寫，是指來自該文化承擔者本身的認知，代表這個文化內部的世界觀和感知方式，這是內部的描寫，內部的知識，而這種寫作姿態與下文所表述的內容緊密相關。
而所謂“客位”的描寫（文化人類學上稱為ETIC），則是以外來的觀念剖析異文化，奈保爾的伊斯蘭世界之旅，就是這樣一種“客位”描寫。之所以這樣說，並不僅僅因為奈保爾不是伊斯蘭文化的圈內人（他從小就對伊斯蘭和穆斯林懷有排拒和懷疑的態度，這在他的自述和早期作品裏有明確表達，而且長期保持了這樣的基本文化立場），最重要的，是他的寫作明顯地帶有“考察”和“旅行”寫作的性質，是對他所謂“信徒世界”的外在行為觀察，這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突出特點之一，所謂“遊牧寫作”、“無根作家”，這使他的伊斯蘭寫作不能不是旁觀的。穆斯林頭腦中的觀念、精神和心理，對形成伊斯蘭文化特有的行為和情感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觀察者的工作其實不在於看見那些外在的動作和風俗或宗教修為，而在於其後麵如何組織這些行為的觀念和情感，即組織物質文本的方法及概念。顯然，奈保爾沒有能夠在文化的組織方法層麵思考自己的對象，他顯然對穆斯林頭腦裏的“文化地圖”缺乏了解，也沒有要去讀懂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