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案一具 閑遠之思
物誌
作者：嚴克勤
明清兩代，江南文人的功名情況仍為全國之冠，僅進士數量在全國比例就高達15%，明代狀元占全國的四分之一；清代狀元共112人，江蘇占49人，浙江占20人，江蘇的狀元占整個清代狀元的43.75%，浙江則占17.86%，二省共占61.6%。三鼎甲的336人中，江、浙二省有193人，占57%，超過半數。其中以蘇、常、鬆、杭、嘉、湖地區尤甚。然而這對於落榜者來說還是區區小數，更多的文人所擁有的命運是名落孫山，浪跡江湖，但是新的經濟關係和經濟結構正在發生變化，商品流通日趨繁榮，社會風氣和社會價值觀隨之也發生新的變化。
隱逸作為治療中國文人心理創傷的簡單的傳統劑方，又呈現出新的形態，新舊交替的社會背景促使明清文人開始出現多種情感特征，多種藝術風貌，多種審美追求，從而構成了與前代文人相區別的又一特質。不少文人由政治失意轉向內心寧靜，一股覺醒的人性解放之風，給文人的精神世界注入了新的生機。明清文人開始徜徉山水，漫步園林，時時體會到一種清新的生活情趣，感受開明歡快的浪漫風潮的熏染。樸質、平易、愜意成為文人的樂觀向上、生氣勃勃的美好心境的體現。這種樂觀的生活情趣，是對人對己情感的尊重，是對享樂對人欲的肯定，是清新、歡快乃至戲謔、幽默情感的開拓。他們不滿足於借山水、花鳥聊寫胸中逸氣，而是開始把自己的藝術與現實生活融為一體。他們不僅用詩、賦、書、畫等方式以寄隱逸、清高，同時開始走向生機勃勃的民間社會，走向斑斕多彩的市民生活，從藝術創作中享受文化，從文化生活中創造典雅。此時文人的隱逸可以稱作為“市隱”。
明代文人的“市隱”時代
明代以來的社會經濟變化，使農業和手工業也隨之得到了相應發展，除北京、南京這兩大城市充分發展外，集中在江南蘇、常、鬆、杭、嘉、湖地區的新興城市人口集聚、商賈雲集，商品經濟都市生活異常活躍。明代學者王士性《廣誌繹·江南諸省》記載：“浙西俗繁華，人性纖巧，雅文物，喜飾鞶帨，多巨室大豪，若家童千百者，鮮衣怒馬，非市井小民之利”雲雲。清《姑蘇繁華圖》記錄了清乾隆年間蘇州的繁華景象，其中一段畫萬年橋北半街“鬆蘿茶社”，另一段畫越城橋畔一缸壇店有茶壺出售，生動有趣。這一時期海禁開放，烏木、紫檀、花梨等各種名貴木料的進口，為明清細木家具製造和發展打下了基礎。特別是不少文學家、戲曲家、詩人、畫家、收藏家、鑒賞家等所謂文化人出於社會和自身的愛好和需求，紛紛與匠人高手聯手設計製作家具文房、紫砂茶壺等，推動了家具、紫砂茶壺的品種和形製的發展。這些情況在高濂《遵生八箋》，張岱《陶庵夢憶》、《西湖夢尋》，文震亨《長物誌》，宋應星《天工開物》，周高起《陽羨茗壺係》，吳騫《陽羨名陶錄》，李漁《閑情偶寄》和沈複的《浮生六記》等書籍中有生動而詳實的記錄。他們以文人的眼光、審美心態和生活情趣從多方麵強調了“典雅”、“古樸”、“簡素”的藝術享受和審美要求。
我們不妨來讀讀張潮的《幽夢影》，可以發現，明末清初的知識分子在生活的詩意上達到了極高的高度，並且以此作為慰藉人生的一種有效方式。
樓上看山；城頭看雪；燈前看花；舟中看霞；月下看美人；另是一番情景。
山之光；水之聲；月之色；花之香；文人之韻致；美人之姿態；皆無可名狀，無可執著。真足以攝召魂夢，顛倒情思！
窗內人於紙窗上作字，吾於窗外觀之，極佳。
梅邊之石宜古；鬆下之石宜拙；竹旁之石宜瘦；盆內之石宜巧。
梅令人高，蘭令人幽，菊令人野，蓮令人淡，春海棠令人豔，牡丹令人豪，蕉與竹令人韻，秋海棠令人媚，鬆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
園亭之妙，在丘壑布置，不在雕繪瑣屑。往往見人家園亭，屋脊牆頭，雕磚鏤瓦，非不窮極工巧，然未久即壞，壞後極難修葺，是何如樸素之為佳乎。
張潮，字來山，號心齋、仲子，安徽歙縣人，生於清順治八年（1650年），著有《花影詞》、《心齋聊複集》、《幽夢影》等書，其中以《幽夢影》最著名。這本一萬多字的語錄式小品集，在典籍中的地位不高，但1936年章衣萍在徽州用重金購買了同鄉張潮的《幽夢影》抄本，並給林語堂看了，林語堂很是喜歡並翻譯成英文。此書出版後，成為一本知名度很高的小品集。林語堂之所以喜歡這本書，在他的名著《生活的藝術》中有著詳細的闡述：“中國人之愛休閑，有著很多交織著的原因。中國人的性情，是經過了文學的熏陶和哲學的認可的。這種愛悠閑的性情是由於酷愛人生而產生，並受了曆代浪漫文學潛流的激蕩，最後又有一種人生哲學——大體上可稱為道家哲學——承認它為合理近情的態度。中國人能囫圇地接受這種道家的人生觀，可見他們的血液中原有著道家哲學的種子。”林語堂所說的中國人，其實是中國文人。他發現中國人的生活中浸潤著的哲學觀念，西方人士是很難理解的，但這恰恰是了解中國文化的一枚十分重要的鑰匙，所以有了《吾國吾民》和《生活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