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情結（外一篇）
散文空間
作者：孫琦
孫琦，女，生於20世紀60年代，安徽合肥人。現工作於大慶油田，從1990年代末開始，先後在《工人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散文選刊》《海燕·都市美文》《紅豆》《詩歌報》等發表散文、詩歌作品，散文集《依然心動》即將出版。係中國散文學會會員、中國石油作家協會會員。
我沒有出生在大城市，但似乎也不是鄉下人。越長大，離鄉野的風、質樸的農民的臉以及泥土的路越遠，越陌生，越排斥。成年後，我混在千千萬萬個城裏人當中，忙碌而緊張地為一個又一個現實的目標奔波著。上學，工作，房子……眉頭下意識地鎖著，心氣不自覺地躁著，偶爾也會突然駐足：且慢，我這是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但問號尚未成形，很快就被身後不耐煩的催促和眼前炫目的誘惑給衝散了。
覺醒也是在一次孤獨的旅途中，醒在深夜，醒在車廂那頭未睡者“嘀嘀嘟嘟”掌上遊戲機的鳴叫聲中。我看到了窗外，看到了沐浴在月光裏的沉睡的鄉村和田野，我的心突然被深深地感動了。我好像又聞到了母親衣褶裏熟悉的氣味，又聽到母親一聲聲如歌般喚我的聲音……火車晝夜不停地奔馳，卻怎麼也逃不出鄉村廣袤的胸襟。城市化作一個個明亮而孤獨的站台，轉瞬即逝；逝不去的是鄉村，鄉村，還是鄉村……
我終於意識到自己其實是多麼懷念鄉村，多麼向往鄉村——那顯然是被我一點點在無意識中堅決拋棄的鄉村。
我出生在安徽的一個小縣城，那裏是我的父母大學畢業後分配下放的地方。念完六年的醫學院，他們茫茫然地被“文化大革命”的巨手草草打發了，從省城的高等學府一下推到貧瘠寂寞的淮北農村。也許是出於對城市文明的留戀，也許是對未來農村生活直覺式的排斥，他們趕在下鄉之前，在合肥一所出租的民房裏舉行了簡樸而又別有深意的婚禮。
年輕的父母帶著城市文明的烙印如兩粒種子被不經意地拋棄在淮北貧瘠的土壤裏。至今回憶起那段生活他們的感情仍是充沛而矛盾的。他們懷念那裏的鄉民，如何熱情地給他們送去幹柴度過嚴寒的冬天，如何為缺奶的母親捉魚、“表奶”……但親和的鄉情並沒有衝淡父母“外來者”的孤獨，當地人也從沒有把他們視作同類：他們刷牙，他們看報，他們閉門獨居，他們經常從郵局收到城市的來信和包裹……事實上，父母一直沒有停止過回歸城市的努力，他們從小縣城到大城鎮，拒絕了一次次當地衛生部門不無誘惑力的挽留，終於在我七八歲的時候實現了自己的願望。
父母早年的遷徙對我影響深刻，使我從小便深信：我身邊的世界不屬於我，我的世界很高貴、很誘人，它在不遠的地方等著我。這種信念左右著我，使我至今還在為“那個世界”漂泊不定。但無論怎樣，鄉村生活畢竟成了我人生的第一幕風景。直到今天，在我關於回家的夢境中，出現的常常是幼年生活的那片天地。瓦藍瓦藍的天空，嘩嘩作響的白楊樹林，還有碧綠的麥浪和晨光裏閃爍著的金色池塘……當然，還有小伍子。
小伍子是個常到衛校來割草或放鴨子的農村孩子，年紀和我相仿。我小時候的玩伴很有限，父母安靜而孤僻的生活使我在同齡孩子中很孤立。他們總是笑話我吃蘋果要削皮、不敢光腳走路等等。有時候他們突然對我很友善，直到把我口袋裏的奶糖騙光為止。而小伍子則不同，他常常在我陷入危機的時候突然出現，幫我嚇跑那些壞孩子；他還教我用彈弓打鳥，把一張蠶豆葉吹成泡泡，讓我“啪”地用手掌拍爆；我喜歡從他手裏接過長長的係著紅布條的鵝竿，把一群漂亮的小黃鵝趕得在水草地裏東奔西竄，我因此而開心地大笑，小伍子也為了我的高興而開心地笑……因為這些緣故，父母便沒有阻止我們的交往。
我第一次領小伍子到我家，麵對我滿滿一箱小人書他驚呆了。他羨慕地咽著口水，兩隻小黑手搓來搓去。我把他領到池邊，遞給他香皂，我奇怪無所不能的小伍子竟然不會洗臉！我又找出小剪刀，他紅著臉笨手笨腳地剪完了指甲，但是無論如何也不肯往臉上抹雪花膏。我寬容地做了讓步，大方地把小人書全都搬出來，儼然以父母教課的口吻給他講故事。我還記得小伍子小心地摩弄著那本《白求恩大夫》，神情興奮而又緊張地對我說：“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外國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