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群英會於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到十一月八日在北京召開。參加大會的代表共6576人，其中先進集體代表2565人，先進生產者代表3260人，還有特邀代表751人。他們代表了全國將近30萬個先進集體和300多萬名先進生產者。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向大會致祝詞。《祝詞》強調了最廣泛地動員人民群眾，最充分地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重要意義；提出了在十年左右的時間內在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麵趕上和超過英國，盡快地實現農業技術改造，使農業逐步實現機械化、水利化、化學化和電氣化，大力支援農業，以強大的現代技術武裝農業，這是我國人民特別是工人階級的光榮任務。周恩來、李富春、薄一波、譚震林、李先念、聶榮臻、陸定一分別向大會作了報告。會議廣泛交流了經驗，除大會交流外，會議中間還抽出七天時間，按34個產業係統和部門分別進行交流活動。大會期間共交流了3492項經驗。
這次會議在廣大職工中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是共產主義協作精神大發揚。許多代表介紹了“把困難留給自己，把方便讓給別人”的先進思想和事跡。在這種先人後己、舍己為公的高尚品格影響下，“一朵鮮花不是春，萬紫千紅才是春”，“一人先進單槍匹馬，眾人先進移山倒海”，“見困難就上，見榮譽就讓，見先進就學，見後進就幫”，成為會內會外最響亮的口號，共產主義協作精神大大發揚，先進幫後進之風遍及全國。
二是在工業、交通、財貿等各個方麵都樹立了先進典型，不僅有一直保持先進的全國勞模和先進集體、先進生產者，如馬恒昌小組、馬萬水小組、裔式娟小組、孟泰、蘇廣銘、趙夢桃、黃榮昌、倪誌福、王崇倫，等等，而且湧現了大量新的先進典型，如王進喜、李瑞環、張百發、羅淑珍、馬學禮、吳良潮、詹水晶、王鳳恩、徐呈龍、徐永基，等等。他們的先進思想和事跡，鼓舞、激勵了廣大職工。雲南省瑞麗縣人民銀行隴川農場營業所的營業員徐學惠，為保護國家財產與搶劫銀行的匪徒殊死搏鬥，被匪徒砍斷雙手，仍然堅持鬥爭。她這種對工作高度負責、舍己為公的精神，成為廣大群眾的學習榜樣。北京市掏糞工人時傳祥，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受到國家主席劉少奇的親切接見。劉少奇對他說：“我們在黨的領導下，都要好好地為人民服務。你掏大糞是人民勤務員，我當主席也是人民勤務員。這隻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消息發表後，環衛工人奔走相告，一時轟動全城。全國許多服務行業的職工都表示要安心工作。影響所及，社會上對服務行業工人的看法，有很大改變。
三是群眾活動多，有力地推動了先進經驗的交流。大會期間，會內會外部廣泛開展了活動。廣大職工競相在生產上做出新的成績向大會報捷。大會結束前後，參加大會的機械、冶金、水利電力、交通運輸、郵電、商業、鐵路、建築、石油、化工、紡織、輕工、農墾、林業、水產、氣象、手工業等係統的代表，分別向本係統的廣大職工提出了大幹十一、十二月，提前和超額完成國家計劃等倡議。不少產業還召開廣播大會，組織職工收聽大會實況。會議結束後，各地在黨委領導下，進行了廣泛深入的傳達，通過廣播大會、報告會、先進經驗播種隊等形式使大會精神在職工中家喻戶曉。據當時北京、上海、遼寧等2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不完全統計，有2600萬職工聽到了傳達。據北京、上海、長春、濟南、重慶等地統計，共推廣了大會介紹的經驗1392項。
這次大會，促進了勞動競賽和增產節約運動的廣泛開展，對提前完成國民經濟計劃，起了積極作用。但是，這次大會是在全國開展反右傾鬥爭中召開的。在“左”傾思想影響下，大會提出的有些口號、任務，脫離了客觀實際；在有些典型的宣傳報道中，也有不夠實事求是之處。
（二）全國文教群英會。在工業群英會之後，為表彰文教戰線的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召開全國教育和文化、衛生、體育、新聞方麵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單位和先進工作者代表會議。一九六○年二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在六月召開大會的通知，號召推進文化革命。在各個方麵的努力下，一九六○年上半年文化革命出現了高潮。整個教育事業有較大的發展，其中職工文化技術教育出現了大發展。職工文藝活動也空前活躍。
會議於一九六○年六月一日至十一日在北京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來自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中央國家機關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代表共6000多人，其中先進單位代表3000多人，先進工作者2700多人，特邀代表200多人。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出席了大會。國務院副總理陸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向大會致祝詞。周恩來、陳毅、李富春在會上講話。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林楓向大會作了《大搞文化革命，實現工農群眾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的報告。報告總結了建國以來文化革命的進程及取得的成績，提出了文教戰線的任務。要求高速度地發展文教事業，普及和提高全民教育。生產部門和廠礦企業也要大辦教育事業，建立自己的教育體係，培養本部門所需的人才。並提出了中小學教學改革和高等學校教學改革的原則，要使學生在科學知識和勞動技能方麵都成為“一專多能”的人。會議號召，文教工作者要配合工農業生產大躍進，配合農村和城市公社化運動，配合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把文化革命推向新高潮。
這次文教群英會，在文教戰線的各個方麵都樹立了一批先進典型，團結、教育了廣大知識分子，調動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對推進文化革命具有積極作用。
五、“大躍進”失誤對工人階級的影響
“大躍進”的失誤，對工人階級產生了嚴重影響。突出反映在以下三個方麵：
（一）在生產建設中，忽視了客觀的經濟發展規律，挫傷了職工的生產積極性。“大躍進”中，強調苦幹、苦戰，忽視了勞逸結合，不僅使廣大職工疲勞不堪，影響健康，而且出現一些無效勞動，直接糟踏了社會財富。強調破除迷信、敢想敢說敢幹，忽視了科學規律，使工礦企業中的必要的規章製度和操作規程被衝掉了，以致生產管理工作陷於混亂，勞動紀律鬆弛，產品質量和勞動生產率下降，事故增加，特別是人身傷亡事故連續三年都明顯上升。強調勞動不計報酬，忽視了職工的物質利益，等等。致使廣大職工群眾的積極性受到了損害。
（二）在政治思想方麵，由於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影響，不少職工受到不應有的批判和打擊。在“大躍進”期間，許多工礦企業在開展社會主義大辯論，反浪費、反保守運動，插紅旗、拔白旗，以及反右傾等運動中，混淆了政治問題與思想認識問題、思想問題與實際問題的界限，致使不少職工受到錯誤的批判鬥爭，有些被戴上“反社會主義分子”、“白旗”、“右傾”、“保守落後”、“促退派”等帽子，有些還受到不應有的處分。在受批判和處分的職工中，老工人占了相當比重。在對待知識分子政策上也出現了偏差。一九五八年三月，在全國開展的反浪費反保守運動中，許多高等院校發展成為批判“白專道路”和“拔白旗”運動。用搞群眾運動的辦法來對待思想和學術研究領域中的問題，造成了對知識分子的很大傷害。全國不少知名學者受到錯誤打擊。不少有才華、有貢獻的中青年知識分子被指責為“白旗”或是走“白專道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這種錯誤的批判鬥爭，雖然在一九六二年後，根據中央有關精神和政策，基本上作了糾正和平反，但是在當時不僅使不少職工和知識分子受到打擊，而且使企業裏和知識界的民主生活受到很大影響。許多職工和知識分子不敢講真話，影響了積極性的發揮。
（三）在生活方麵，職工生活水平下降，生活發生困難。“大躍進”期間，職工的平均工資下降。一九五七年全民所有製企業職工平均工資為637元，一九五八年為550元，一九五九年為524元，一九六○年為528元。而且由於物價上漲，職工的實際平均工資下降幅度更大。據一九六一年上半年，對大中小13個城市、526戶職工家庭收支情況的調查，職工家庭每人每月平均貨幣收入為17.07元，而一九五七年每人每月的平均貨幣收入為21.13元，即比一九五七年的收入下降18.17%。收入減少的原因，主要是取消了計件工資和減少獎金。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開始後，各地多數企業取消了計件工資製。全國實行計件工資製的工人占生產工人的比重，由40%下降到14.1%。至一九六○年實行計件工資的工人已不到5%。據一九五八年十月中共北京市委《關於取消計件工資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中提到，取消計件工資後，計件工人的工資收入一般降低14%到24%。與此同時，各地企業將原來的超額獎、節約獎、安全獎等獎勵辦法取消，改為綜合獎，職工的獎金收入普遍有不同程度的減少。
從一九五九年起，由於農業遭受嚴重災害，輕工業、手工業生產下降，市場上糧食、副食品、日用品等供應緊張，職工的實際生活消費水平大幅度下降。全國城鎮居民的糧食消費量由一九五七年的392斤，下降到一九六○年的385斤。一九六二年又下降到368斤，比一九五七年下降6.1%。肉類的消費量，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七年減少了80.6%。北京市一九五八年每人肉類的平均消費量為13.3斤，一九六一年下降到每人平均2.1斤，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八年減少了84.2%。食糖的消費量，一九五七年城鎮居民每人平均為7斤，一九六一年北京、上海市下降到每人平均3.5斤，重慶市每人平均2.8斤，天津、沈陽、武漢等城市每人平均1.3斤到1.8斤，有些城市還不到1斤。雞蛋的供應量，到一九六一年每人平均還不到半斤。在穿的方麵，棉布的供應量也大幅度減少。由於勞動繁重，生活水平下降，至一九六○年底，已發現有相當一部分職工患了浮腫病，患肝炎、婦女病的人數也有增加。
應當特別指出的是，中國工人階級是一支經得起考驗的優秀隊伍，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依然堅信黨的領導，響應黨的號召，以不怕困難、頑強進取的精神，較快地取得了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的偉大勝利。
工會工作遭受嚴重挫折
在“大躍進”期間，工會在“左”傾錯誤衝擊下，出現了嚴重挫折。突出反映在全國總工會黨組第三次擴大會議和“工會消亡”等的提出及其所產生的嚴重後果和消極影響上。
一、全國總工會黨組第三次擴大會議的主要錯誤和嚴重後果
（一）召開這次會議的由來。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中央製定了改進工業、商業、財政體製的3個規定，確定適當擴大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管理權限，下放一部分中央直接管理的企業。在此以前，工會的組織原則是產業原則，在工會的實際活動中強調以產業為主。這與工會接受同級黨委領導和發揮地方工會積極性，產生一定的矛盾。同年十二月，中國工會八大，根據中央的意見，將工會的產業原則，改為產業與地方相結合的原則。進入一九五八年後，群眾運動大規模展開。中共中央在加強統一領導和加快地方工業發展的同時，加強了地方黨委的統一領導。在這樣情況下，工會與黨的關係，工會如何更好地接受同級黨委的領導和上級工會的領導，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可是，當時全國總工會的主要領導人在工會八大後，對如何在工作中貫徹執行產業與地方相結合的原則，解決好上述問題，沒有具體研究和實際行動。這種情況，引起中央的關注。
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的工作會議上，通過了《關於工會組織問題的意見》。《意見》的全文是：“為了便利工作，精簡機構，更好地發揮工會組織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各級工會組織應該以由同級黨委領導為主，同時接受上級工會的領導。各省、市、自治區工會聯合會可以考慮改為省、市、自治區總工會。產業工會的組織也應該作適當的調整：有的可以保留；有的可以適當合並；有的可以保留名義，實際上成為各級工會的一個部門；有的可以取消。建議全國總工會黨組根據具體情況和工作需要加以研究，提出具體措施，報中央審批。”中央的《意見》進一步強調工會應以同級黨委領導為主的原則是完全正確的，符合中國工會的曆史發展和現實情況，適應當時經濟體製調整的需要，對產業工會分別情況進行適當調整也是必要的。同年四月，全國總工會召開八屆三次主席團擴大會議，傳達中央的《意見》，討論了工會體製問題，提出了產業工會變動的初步意見。這次會議，沒有聯係全總過去的工作，研究工會與黨的關係問題。之後，根據中央指示，決定召開全總黨組第三次擴大會議，進一步研究貫徹。
（二）全國總工會黨組第三次擴大會議的主要錯誤和嚴重後果。
全國總工會黨組第三次擴大會議，於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五日在北京召開，曆時七十一天。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全國總工會各部門、各產業工會、各省、市、自治區工會以及少數大基層工會和專、縣工會的負責人，共370人。會議原計劃主要是貫徹中共中央《關於工會組織問題的意見》，研究解決工會體製的問題，計劃開一周左右時間。後來根據中央的指示和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精神，會議內容改為，開展工會工作中的敵我鬥爭和兩條路線鬥爭，插紅旗，拔白旗；檢查總結幾年來的工會工作，肯定成績，糾正錯誤，徹底解決工會如何在黨的領導下，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的問題。
會議分為3個階段。第一階段從五月二十六日到六月十八日，錯誤地批判鬥爭了原工人日報社社長陳用文和原全國總工會書記處辦公室副主任秦達遠。會議對陳用文一九五七年在《工人日報》發表的《西行紀要》（主要記述一九五七年全國總工會主席賴若愚在西北視察工作時的一些講話）和《南斯拉夫工人自己管理製度》（他去南斯拉夫考察工作回來後寫的反映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情況）兩篇文章，無限上綱，進行了錯誤的批判。陳用文被錯定為“隱藏在工會內部的階級異己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當作“白旗”拔了。秦達遠被錯定為“反革命分子”，當作“黑旗”拔了。
會議的第二階段從六月十九日到七月十九日，錯誤地批判了全國總工會已故主席賴若愚、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董昕等人。會議根據一些斷章取義、歪曲原意的誣蔑不實之詞，認為他們“反對黨對工會的領導”；“向政府爭奪權力，詆毀無產階級專政”；“修正工會的任務和作用”；“歪曲黨的群眾路線，崇拜自發的工人運動”；“進行嚴重的宗派活動，破壞黨的團結和統一”。會議把賴若愚關於：黨隻包括工人階級的先進部分，因而不是工人階級的“本隊”，工會才是工人階級的“本隊”；黨必須保持工會在組織上的獨立性，讓工會獨立地開展活動；做工會工作的黨員在同黨委有不同意見時可以在黨內爭論，並向上級工會反映等言論，作為賴若愚“從根本上否定黨的領導”的根據。事實上，賴若愚在講工會是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是“本隊”這篇文章中，是先講了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領導力量；在講保持工會“獨立性”時，也是先講了工會必須接受黨的統一領導，並批判了離開黨領導的“獨立性”；在講做工會工作的黨員同黨委有不同意見時，也是先講了“一方麵應該執行黨委的決議”，才講“一方麵也可以在黨內開展爭論”。會議采取斷章取義的批判，誣之為“本隊論”，是“反黨活動的理論武器”，這是沒有根據的。
會議把賴若愚在中共八大發言中關於：工人階級執政以後，工會會有許多權利，要執行國家機關的某些職能，和工會同行政有差別性等言論，說成是賴若愚企圖把工會變成帶有國家性質的權力機關，淩駕於政府之上。實際是，賴若愚在講工會參與並執行國家機關某些職能時，列舉了製定工資標準、規定勞動定額、辦理勞動保險事業、監督生產中的安全衛生狀況等等。實踐證明，工會參與國家機關的這些工作，都是必要的、正確的。賴若愚在講工會同行政的差別以前，先講了企業行政和工會組織的根本任務是一致的。會議把這些說成是向政府爭權，詆毀無產階級專政，是錯誤的。
會議把賴若愚關於：工人階級取得政權以後，發展生產，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不是工會的獨特任務，工會的作用，是聯合團結工人階級，保護群眾的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當職工同黨、政府和企業行政發生矛盾時，工會要代表職工向官僚主義鬥爭，發揮調節作用等言論，作為賴若愚修改工會任務，同黨和政府相對抗的根據。實際上，賴若愚在同一講話中首先講“工人階級取得政權以後，最根本的任務就是努力發展生產，不斷提高社會生產力，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然後才說生產建設不是工會的獨特任務，而是黨、國家機關、經濟機關和全體人民共同的任務。然後再說，在實現這個共同任務的鬥爭中，工會的作用是團結全體工人，保護職工的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以共產主義教育群眾，使群眾同自己的先鋒隊緊密聯係起來，在群眾提高覺悟的基礎上，發揚光榮傳統，建設社會主義新生活，這樣工會才是共產主義的學校。賴若愚在講到工人同黨、政府、企業行政發生矛盾時，是強調工會要“關心群眾的疾苦”，反對官僚主義；但同時也強調對群眾的不正確意見，工會應當說服，要加強對群眾的教育，要求群眾一舉一動，都要有利於生產。把這些本來是正確的言論，斷章取義地說成是賴若愚要同黨和政府相對抗，同樣是錯誤的。
會上批判賴若愚的後兩個問題，即關於歪曲黨的群眾路線、崇拜自發的工人運動，關於進行嚴重的宗派活動，破壞黨的團結和統一，也都是斷章取義、歪曲原意或是捕風捉影所作的錯誤結論。
會議根據這些錯誤批判，認為賴若愚、董昕等人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錯誤”，屬於“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認為工會工作中存在一條“以賴若愚、董昕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要求全國各級工會整風、拔白旗，肅清影響。
會議第三階段從七月二十日到八月五日，主要是討論中央《關於工會組織問題的意見》，研究工會體製問題和整改措施，提出改進意見和方案。
會議結束前，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劉瀾濤到會作了發言。會議通過了《全國總工會黨組第三次擴大會議的決議》。《決議》敘述了賴若愚、董昕等人的所謂錯誤，認為全國工會幹部必須“徹底肅清右傾機會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錯誤影響，正確解決黨和工會的關係問題，把工會完全放在黨的領導之下”。“工會的各級組織實質上就是各級黨委的工會工作部”。“工會必須在政治上、組織上、業務上完全服從黨的統一領導”。《決議》提出，“工會必須堅決貫徹執行中央成都會議關於工會工作的決議，改變工會體製。各級工會都必須無條件地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進行工作，全國總工會和各產業工會要改變過去垂直領導的方法。各省、市、自治區工會聯合會改為地方總工會，各級產業工會實際上要成為各級工會的工作部門。全國總工會必須下放權力，大大緊縮機構，修改規章製度，充分發揮地方工會的積極性”。《決議》要求“工會組織必須把整風運動深入下去進行到底，認真貫徹執行中央指示和這次黨組擴大會議的決議，高舉紅旗，拔掉白旗”，全體工會幹部必須“克服行會思想和工團主義、經濟主義思想”。
會議結束後，緊接著於八月六日召開了全國總工會八屆二次執委會議。會議傳達了這次黨組擴大會議的主要內容，要求各級工會組織繼續開展整風運動，認真傳達貫徹全總黨組第三次擴大會議的精神。在這次執委會上，補選劉寧一為全國總工會主席，增選李頡伯為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全總書記處書記，補選劉寧一、李頡伯為全總主席團委員。會議決定：撤銷董昕的全總主席團委員和書記處書記的職務，撤銷陳用文等人的全總主席團委員或執委會委員的職務。會議還通過了《關於工會體製的決議》、《關於改變勞動保險工作和集體勞動保險事業管理的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