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憤然總是很快就被他的昂揚衝淡。他常會驕傲地說起自己做記者已經“整整13年了”，並且“對新聞工作一如既往地充滿了激情”。
中國狗仔，至少生於1971年的卓偉，樂於述說新聞理想，“公眾”、“知情權”、“責任”，這類大詞頻繁地從他口中出現，比如，“你拍到這個新聞圖片和視頻以後，這個新聞圖片和視頻就不屬於你了，它是屬於公司和公眾的”、“現在中國人就是什麼呢？媒體還有公眾就人為地塑造出一個神像，然後你扭過頭來還向他叩拜，這是多麼悲哀”、“我覺得我應該披露，這也是媒體人的責任所在”。
他知道自己關於新聞理想之類的說法會被人理解為“為工作貼金”、“尋求精神慰藉”。他強調：“我是狗仔，但我不是喪家狗。幹任何一個工作，精神信念最重要，它能支撐自己走得更長。當記者是我從小的夢想，我希望無愧於我的職業人生。”
而且，他是在“幫他們”，“幫他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自己。人最容易飄飄然，自我膨脹”。“有人就跟我說，您那個工作挺有意義，穩定了多少明星的家庭，使多少明星最後逐漸做到自律啊！”
他大笑起來。他在新光天地接受采訪，這是北京撞星率很高的商場。
卓偉現在有一點警惕，總怕別人跟蹤他。比如他在機場拍了郭德綱和一接機女子，一度就聽說郭德綱揚言要打他，因為那其實是他經紀人的太太。卓偉又得跟蹤別人，又得防著別人跟蹤，“我累不累啊！”
“做一個不會有這麼多麻煩的記者不好嗎？”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老天的安排。”他一臉輕鬆。
“那是命運轉折的一天”
在大約7小時的采訪中，卓偉曾4次提起一個日期，2000年1月27日——即便他有時會忘記某條八卦新聞產生的地點或時間。
“1月27號對你很重要嗎？”
“那是命運轉折的一天。”他用不怎麼口語的話回答。
在這之前他一直是個鬱鬱不得誌的人。他常常用“出身微賤”來形容自己。他生長在天津一個並不富裕的工人家庭，用他的詞叫“貧民窟”。他的文學啟蒙來自父親講的故事，和秘聞、野史、奇案類讀物。他從小也喜歡“有點超現實的”那種故事，比如，每到風雨交加之夜，在故宮的牆上，一打雷就會出現一個妃子好像在彎腰撿什麼東西。
從中專冶金專業畢業後，他在工廠機關上班。有個幹部給他印象特別深，那人從小就想學醫，但就是沒有機遇沒有門路，特別失落。卓偉深深覺得，“空有一身本領，空有自己的信念，最後也完全得不到施展，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
他想法調入電影院，希望將來進文化公司做業務員。看上去電影院是個非常文藝的場所，但他的工作卻是在一場接一場的電影放映之間檢票、清理果皮紙屑、打掃廁所。
他用一種極其厭惡的語氣評論那個封閉的國營單位，比如笑人有，氣人無，說大話，使小錢，當麵一套背後一套，就這些東西。“即便得不到任何好處，他也要害你。隻有在那麼底層、那麼扭曲的環境之中，才能真正認識人性之惡、人性之壞，認識中國的民族性。”
“好人在那兒待不了！好人隻能讓人踩到泥裏去！”他高聲說，嫌惡地皺緊眉頭。
“恐懼”——在回憶那段經曆時，他使用了這個詞。他說，在此後的每一刻裏，“恐懼”都是他的原動力，他緊張自己的工作，害怕掉進過去的噩夢，“如果不好好幹，我就得回到過去。我是絕不能再過那樣的生活了。”
在電影院工作整整5年後，卓偉獲得了自考文憑，並由於此前經常給報紙投稿，終於等到了2000年1月27日，夢幻的一天，他被天津一家都市報錄用，當上了從小就夢想的“崇高”、“令人尊敬”、“讓人非常看得起非常有麵子”的記者。
他意識到自己“天生就是做記者的料”。他有敏感的新聞嗅覺，在近10年前，他曾寫過一些頗有關注度的文化報道，比如，上影廠給包括老藝術家達式常在內的演員隻開兩三百塊的月工資；長影廠打算以土地置換的方式建風景區。看完李連傑拍的《霍元甲》後，他起了疑，在那部電影裏，霍元甲沒有後人了，“斷子絕孫”，他跑到天津靜海去尋訪霍家後人，發現霍家人丁興旺，他寫了“對《霍元甲》的5點質疑”，現在說起來還帶著憤慨，“你給霍元甲他們家打個電話，跟人家聯係一下問候一下，你做了嗎？不要把眼睛隻盯著那些錢。”